 （山东大学 移民研究所 /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系）
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国家政治格局而造就的欧洲民族间的冲突、《凡尔赛和约》后的欧洲国家间领土的新划分、“十月革命”与发生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饥荒、种族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和反犹、排犹主义政策在中东欧、东南欧国家的实施，是战后欧洲难民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战后欧洲难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德国难民的回归问题、俄罗斯难民问题和欧洲犹太难民问题。一战后的欧洲难民问题直接导致了国际难民组织的诞生。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和约》；种族主义；欧洲难民；国际难民组织
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欧洲移民的主要类型是欧洲的外迁移民、特别是跨越大西洋、迁往新大陆的海外移民的话，那么，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移民的主要类型不再是欧洲的外迁移民，而是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难民。其中一战后的战争难民问题，是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科索沃战争、前南斯拉夫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而导致大量的战争难民涌入欧洲，给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外国移民问题，于是，对一战后的欧洲难民及移民进程的研究，又成为近年来欧洲移民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德国的欧洲移民研究专家关于欧洲移民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德国Osnabrueck大学移民与跨文化研究所的Klaus J.Bade 教授、Michael Bommes 教授从历史学视角的研究、Muenster 大学的国际政治研究所的Dietrich Thraenhardt教授、Uwe Hunger博士从政治学视角的研究和Barmberg大学社会学系Fiedlich Heckmann教授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和国际移民学术界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但我国对这一时期欧洲难民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只有武汉大学历史系李工真教授发表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的“德意志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1933—1941）”，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宋全成教授发表在《文史哲》2003年第2期的“欧洲犹太移民潮与以色列国家的移民问题”等数篇论文。鉴于此，本文拟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难民问题，在汲取国内外移民研究界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难民潮的成因
作为战争难民在欧洲的存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显现出来，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如下四个因素，使欧洲难民问题更加严重。
一是战后新的国家政治格局带来了新的民族冲突的威胁，欧洲国家民族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容易，这是战后大量欧洲难民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个古老的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沙皇俄国相继垮台，在欧洲11000公里的空间跨度里，产生了14个新的民族国家。从人类民族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尽管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就已经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国家独立愿望的，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期间。早在战争期间，欧洲的许多民族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独立的愿望，它们希望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某些强大帝国的组成部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为这些民族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梦想提供了契机。而战后的欧洲国家政治格局的新安排，则使他们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成为了现实。“一些新国家在民族的原则上建立起来或修改了版图：波兰的恢复，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分离，罗马尼亚的扩大，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成立，巴尔干国家的独立、芬兰的自治。” 但这些新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欧洲版图的这种新划分，也带来了民族冲突的新威胁。正如德尼兹•加亚尔所说：“捷克斯洛伐克就是昔日的奥匈帝国的缩减版，在这个多民族国家里，不仅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还有德国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在南斯拉夫的居民里，有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波兰东部居住着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总之，在中欧的许多地区散居着少数民族。它们往往容易受到伤害，是持久的紧张与潜在的冲突的根源，一件小事、一次误会就足以使矛盾激化。” 正因为如此，这种欧洲新的国家政治格局的形成，更容易造成欧洲民族之间的冲突，从而产生大量的欧洲难民。
二是《凡尔赛和约》后的欧洲国家间领土的新划分，加剧了战后欧洲难民迁移的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战前的欧洲国家间的领土结构。就领土划分而言，整个欧洲区域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曾作为强大帝国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导致庞大帝国的解体和众多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同时，领土结构也伴随着新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建立而出现新的划分和新的疆界。于是，在这些领土上的难民就不得不面临着是否回归祖国的艰难选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难民的流动和移民迁移。
三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发生在俄罗斯等国家的饥荒，诱发了大量的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前往西欧国家，由此造成了遍及整个欧洲的难民潮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少量的俄罗斯人离开了俄罗斯前往欧洲或移居海外，但十月革命以后，由于政治观点相左，有大量的俄罗斯上层贵族和中产阶层人士，离开了俄罗斯前往欧洲避难。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武装反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又有更多的政治难民和战争难民流亡欧洲。特别是发生于1921-1922年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涉及2200万人的严重的饥荒和社会动荡，造成了规模庞大的难民潮。上述难民大量除少量移居到北美以外，绝大部分涌入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由此造成了浩浩荡荡的欧洲难民潮。
四是种族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和反犹、排犹主义政策在中东欧、东南欧国家的实施，使大量的欧洲犹太人沦为难民。从地域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大众两个层面上的反犹主义政策和暴行，主要发生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而从种族主义的理论层面上来看，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种族主义思想和理论最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年代，对战后的德国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社会大众对这种社会处境充满了憎恨。而初出茅庐的希特勒则看中了这一黑暗时代，他正在寻找“可以控制和引导大众憎恨的众矢之的”。希特勒从两个方面阐述其种族主义思想和理论。一是将犹太人视为德国不幸的一切根源。“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分子们把20世纪20年代德国冲突而带来的每个不幸都归罪于犹太人：战争的失败、《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条款、魏玛政府问题、政治腐败、无产者的政治要求、失控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甚至现代艺术。‘怒火，熊熊燃烧的怒火，’1921年，希特勒写道：‘这就是我们想要千百万德国同胞心灵中点燃的，甚至在德国燃烧，向我们国家的蛀虫们复仇。’” 二是寻求优等民族的生存空间——这是纳粹主义和后来对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劣等民族”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基础。“既然优等民族注定要在地球上生活得更好，希特勒便声称：德国人有理由不惜一切代价，向东扩张直到苏联的乌拉尔山。那些阻挡我们前进的——2000万斯拉夫人和几百万的犹太人——就是劣等民族。……为了给纯种的雅利安人让出空间，他指出：把1/3的斯拉夫人驱逐到东部的亚洲，另外1/3应沦为奴隶，余下的统统杀掉。” 正是这种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理论，逐步演变成为中欧国家、中东欧国家和东南欧国家层面上的社会政策，导致大量的欧洲犹太移民沦为四处飘泊与流亡的难民。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难民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难民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欧洲新的国家政治格局和领土的新划分而导致的欧洲难民的回归、特别是德国难民的回归问题；二是在欧洲的俄罗斯难民问题；三是欧洲的犹太难民问题。
1．战后欧洲难民的回归、特别是德国难民的回归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难民，首先缘自新的欧洲国家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领土的重新划分。“依据《凡尔赛和约》的政治安排，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作为战败国，大约有500万人被推出了国界以外，这样，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上述国家被迫接受了大约200万从失去的领土上迁移回来的难民。德国也遇到了这种难民迁移的情况。依据20年代中期国家统计局的估计，大约有100多万人，从分离出去的德国领土中迁移回到了德国。” 仅仅“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就有大约12万人回到了战后的德国，另外有16万来自于原德国殖民地的移民回到（或进入）了德国。随后，依据《凡尔赛和约》（1920年1月10日生效），来自于原德国的东部、现已划给波兰地区的一个更大的规模的难民回归潮出现了。到1925年夏天，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有85000名德国人，从波兰的西部地区返回德国。”从1920年到1925年，德国为了方便波兰西部（原德国东部）的人民返回德国，建立了26个“回乡集中营”，到1922年底和1923年初的时候，这样的集中营达到了同时容纳4000人的记录 。
对于德国来说，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德国移民问题。在19世纪末的凯撒大帝时期，由于鼓励人口外迁政策和主张国家向东扩展的政治原因，德国政府对于德国人向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迁移，不仅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给予了直接的政策鼓励。为此，国家或者资助、或者通过移民政策给予了迁移到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德国人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权。于是，德国人在上述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德意志人移民区。但对于众多的当地人来说，这些德国的移民依然是少数民族。这就存在着德国外迁移民与当地的其他占多数的民族的冲突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德国移民就同样存在着是否回归战后的德国问题。关于德国移民的回归问题，战后的德国政府也是举棋不定。显然，“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德国人的存在，对于战后的德国外交政策来说，是有益处的。从德国的利益来看，对上述德国人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甚至给予财政上的合作，从而使其在原地得以固定下来，这是最基本的目标。任何对上述德国人的弱化或者是通过让他们从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迁移出来，都是德国的对外政策所力应避免的，而且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日益危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如1921-1924年在俄罗斯的德国人所遇到的严重饥荒，以及一直到20年代末的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都迫使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没有制定和实行大幅度的接纳回归德国人的政策。” 尽管如此，在1917年和1921-1922年，仍然有大约12万德国人，从原先的沙皇帝国进入了德国，其中有一半，寻求迁移到海外或者是波兰、或者是苏联西部的其他加盟国家。
2．在欧洲的俄罗斯难民问题。
对于战后欧洲来说，另一个大规模的难民潮是大约有200万人由于俄罗斯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和饥荒引起的原沙皇俄国的难民潮流，这一难民潮是在一战中和一战后形成的。对此，德国移民研究专家Klaus J.Bade教授在其著作中写道：“在1917年的革命年代，只有少量的俄国人离开了俄罗斯，其中一些是拥有很高地位的贵族成员或者是企业家，但是，在俄罗斯国内的战争过程中（白俄罗斯、乌克兰反十月革命的战争），难民的潮流得到了壮大和发展。首先是在1920年到1921年，反对革命的白俄罗斯人的失败，使得难民的数量大增。然后是1921年到1922年，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涉及不少于2200万人的严重的饥荒，在那场饥荒中，大约有300万人死亡，而没有死亡的许多人，则加入了难民的潮流，从而推动着难民人数的急剧攀升。再加上革命后的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对大量反苏维埃政权的人驱逐出境的政策，到1922年达到了难民潮的高峰。”
来自于原沙皇俄国的难民潮，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广泛散播。其中大部分难民首先集中在法国、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德国。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就法国而言，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公民政治理念与文化，使法国成为人道主义的典范和政治自由者的避难所，法国人也以此引为自豪和骄傲。于是，法国成为许多反苏维埃人士在被驱逐出境或者被迫流亡后首先选择的避难国家。
另一方面，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德国，与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俄罗斯的西部地区，本来许多居民就是德国移民及其后裔，因此，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德国成了俄罗斯西部移民外迁的重要目标国家。实际上，原俄国及其附属国（殖民地）的难民早日超出了欧洲的范围，中国的哈尔滨市和上海市也接纳了为数不少的俄罗斯难民。对俄罗斯难民来说，德国成为战后一段时间首先被选择的最重要的难民接纳国家。“依据估算，在1919年，大约有10万俄罗斯难民滞留德国，到1920年就已经达到了56万人。俄罗斯的难民人数上升到最大的年份是在1922年到1923年。根据人民联盟和外事局的报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大约有60万俄罗斯难民滞留在德国，其中仅1923年在柏林，就有36万来自俄罗斯的政治避难者。”
大量难民的到来、安置和接纳，对德国的住房和劳动力市场的困难状况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安置这些俄罗斯的难民，在德国，大量的难民宿营地被建立起来，有不少过去的战俘集中营，现在也被用于难民的接纳与安置。在整个20年代，在Cell的Scheuen、在柏林的Wuensdorf、在Quedlingburg、在Warmbeck和奥德河的法兰克福，建立了一系列的俄罗斯难民集中营。在这些难民集中营中，由于俄罗斯难民的数量众多，安置和接纳这些难民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因此，有一部分便成为存在多年的难民紧急集中地。“从1923年起，在德国的来自于俄罗斯的难民的数量开始下降。1925年在德国的来自于原沙俄的难民只有15万人滞留，到1928年难民的数量依然是15万人。到1933年就剩下了大约10万人，在柏林形成了‘俄罗斯人—柏林区’的‘移民欧洲中心’，这一‘移民欧洲中心’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在20年代中期它一直扮演着德国的俄罗斯难民外迁到‘俄罗斯人—巴黎’的重要角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德国军队进攻苏联为止。” 由于德国并没有让这些俄罗斯难民融入德国的移民融合政策、德国政府处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这些俄罗斯劳动力也不感兴趣，从而缺少移民与难民的社会一体化政策。因此，对俄罗斯难民来说，工作和生活在德国是十分困难的。可以预料，如果在德国继续滞留，也没有自己的美好未来。于是，继续向外迁移就成为在德国的俄罗斯难民的重要选择。
对在德国的俄罗斯人难民来说，有两种移民目的地可供选择：移民法国和移民美洲。
为什么选择移民法国呢？此时，在法国、特别是巴黎的相关部门，正在实行为推动法国的经济社会重建与发展而寻求外国劳动力的积极移民政策。众所周知，法国从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低下、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导致法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在本国劳动力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外国移民、特别是外国劳工的到来，就受到了法国各界的欢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人阵亡人数超过了132.45万人，这些正处于生殖年龄的青壮年劳动力的死亡，不仅对法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工厂关闭、商业凋零、农业荒芜，而且导致法国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大大减少了法国此后人口的出生数量。如果再加上120万平民的死亡，法国失去人口的总数高达250万人。“这是后果严重的事态，这些在出生率异常低的年份里（1914-1918）出生的人，对以后数代人都要产生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的社会经济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显然不可能在法国国内解决，于是，引进外国劳工又成为一种发展的必然。正如法国史学家所说：“一方面是战争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重建遭破坏地区和重振经济需要300万劳动力。光从内部挖潜力解决不了问题，如提高退休年龄，增加妇女就业机会都弥补不了这个劳力缺口，外国劳工的涌入于是倍受欢迎。” 在这种背景下，在德国的俄罗斯难民，像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比利时人和德国人一样，纷纷来到法国，加入到法国重建家园的建设中来。这些沙俄难民成为法国一战以后完成经济和社会重建艰巨任务的重要生力军，为实现法国经济与社会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什么选择移民美洲呢？这是由从19世纪以来延续下来的欧洲移民外迁传统和现成的在美洲已建立起来的完善的移民网络所决定的。一方面，移民美洲几乎是一种欧洲移民外迁的传统和思维定势，尽管当时的美国已经开始了选择移民政策，仅欢迎来自西欧和北欧的“老移民”，而限制来自东欧的“新移民”。但对于在欧洲的俄罗斯难民来说，移民美洲依然是海外迁移的首选。另一方面，在美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移民迁移，一些俄罗斯的移民已经在美洲建立了基于亲情、乡情的移民网络。这种移民网络可以为俄罗斯新移民的到来和安置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和支持。于是，大量的“在德国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俄罗斯难民便逐步从他们的第二家乡和祖国、跨越大西洋实现了移民美洲、特别是北美国家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俄罗斯移民的欧洲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与德国的‘俄罗斯移民欧洲中心’一样，它也同样肩负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的平衡性功能而落户纽约。”
3．欧洲的犹太难民问题。
当人们提及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时，往往只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难民遭受德国纳粹种族主义的迫害问题。但实际上，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洲也依然存在着犹太难民问题，这也是一个最为突出的、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犹太人就不断遭受到种族主义思潮的迫害，迫使上述欧洲地区的犹太人或者进入德国的汉堡港，迁移海外，或者迁移到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由于战争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与其他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驱逐、迫害犹太人相比，尽管德国对欧洲犹太人也实施了限制政策，但总的来说，德国给予了欧洲的犹太人以更多的宽容，允许犹太人穿越其国境，汇集德国的汉堡港，从而迁移海外。德国为了满足战争经济对劳动力的需要也招募和接纳了部分来自上述地区的犹太移民。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中欧、中东欧、俄罗斯和东南欧国家实行了针对犹太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曾发生数次针对犹太人的暴行，驱逐了大批的犹太移民，也迫使大量的上述地区的犹太移民迁移海外或流亡其他西欧国家。最著名的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当属俄罗斯迫害犹太移民事件和波兰的“格拉布斯基事件”。
俄罗斯迫害犹太移民事件发生在1903 年，在实施反犹主义的政策的鼓动下，在俄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在基什涅夫城几十名犹太人被反犹分子杀害， 在霍麦尔城也有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 只是由于犹太人的自卫组织的自卫行动， 而未能得逞。于是，从1903 年起，因无法在俄国继续滞留下去，大量的犹太移民逃离俄罗斯，要么流向巴勒斯坦，要么流向西欧，从而构成了欧洲犹太移民迁移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潮 。波兰的“格拉布斯基事件”发生在1924年到1926年。当时的波兰财政部长格拉布斯基，为了驱逐在波兰拥有大量财富的犹太移民，制定和实施了收取重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沉重打击了犹太移民中的中产阶级， 迫使波兰大量中产阶级的犹太移民迁出波兰。由于当时的美国刚刚实施了新移民法，改变了自由移民美国的政策，因此，开始限制欧洲的犹太移民移居美国的数量。美国历来是东欧国家犹太移民的主要目标国家，但美国自20世纪始，对来自欧洲的移民进行了区别对待：对来自西欧和西北欧传统移民国家的移民，仍然持欢迎的态度，而对东欧、东南欧国家的“新移民”则倍加限制。于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美国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犹太移民大幅度地减少。1921年，有11.9万人进入美国，1924年仅为4万人，1925年跌至1万人。由于美国移民政策的这种变化，使得波兰犹太移民无法实现移居美国的梦想，于是，大量的波兰犹太移民流向西欧国家或者移居巴勒斯坦，从而构成了欧洲犹太移民迁移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潮 。
在欧洲，尽管反犹主义的思潮和暴行始终存在，但德国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相比其他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德国尽管限制犹太移民的涌入，但还是给予了犹太移民以更多的宽容与接纳。正如德国著名移民研究专家Klaus J.Bade 教授所说：“在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针对东欧的犹太人的迁移，德国的移民政策和一体化政策就对其进行限制。从1880年到1929年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大约有350万犹太人离开了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他们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德国——对于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犹太人来说，只是他们海外迁移的中继站。汉堡和不来梅对于外迁犹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外迁港口。尽管普鲁士德国对穿越德国的犹太移民实行限制政策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但从1880-1914年只有10000东欧的犹太人来到了德国。他们只是构成了在这一期间的、200万来自于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通过汉堡和不来梅港口离开欧洲、实现海外迁移的犹太人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来自于中欧和东欧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的数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出现这一情况的背景是德国的招募政策（Anwerbepolitik）。此时，在德国军队所占领的俄罗斯—波兰的广大地区，由于军人数量的减少和劳动力的缺乏而在帝国的范围内招募了大约3万名犹太人。” 实际上，在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德国54万犹太人，15%的人都自豪地与其他人种并肩作战，保卫德皇及其帝国” 。
但到1918年4月，德国的这项招募犹太移民劳动力的政策被禁止。原因是德国实施了由反犹太主义思想所推动的针对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和地区的犹太移民问题的拒绝政策。依据这项政策，德国战时经济的劳动力供应必须对军事机构负责，而犹太移民不能成为战时经济的劳动力。但在战争的最后岁月和战后年代的动荡中，这项有计划地限制犹太移民的政策失败了。由于蔓延极快的反犹主义在中欧和东南欧国家，首先是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后面是在巴尔干国家、乌克兰也有了反犹主义的市场，尽管来自于德国的犹太回迁者也在增加，但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出现了，由于在中欧、中东欧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那里正形成和发生着针对犹太人的武力驱赶和暴力行为，迫使许多上述地区的犹太人积极寻求着通过“消逝的边界”的途径逃向西欧国家。于是，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有着地缘政治关系的德国，就成为上述地区的犹太移民实现迁移海外的中转国家和避难国家。到1921年，来自中欧和东欧地区、逃往德国的寻求政治避难的犹太人达到了7万人，这些使“边界的阻挡作用无效”的犹太人，至少在此时的德国被同意接纳避难。此时的德国，给予了犹太人以中东欧国家所不能给予的宽容和慷慨。尽管早在罗马时代，犹太的先辈们就第一次踏上了德国的土地，但直到1871年，宪法才赋予他们完全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与中东欧国家不断迫害和驱赶犹太人相比，德国仿佛成为犹太人真正的天堂。一个来自普鲁士下院的犹太人曾高兴地说：“终于，历经数年徒劳而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停泊在一个安全的港湾。” 由于在法律上犹太人拥有与其他人种相同的权利，因此，在德国的犹太人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犹太人相比，实现与德国主流社会融合的犹太人最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曾经与德意志民族并肩作战的犹太人，却成为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迫害的对象。“战争失败后，德国成为犹太人安全港湾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从1919-1923年间，中欧国家、东欧国家和东南欧国家驱逐、迫害犹太人的烽火开始蔓延到德国，于是，德国国内反对犹太人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已经出现了针对外国犹太移民的公开的暴力驱逐活动。与这种民间的反犹主义势力急剧发展相伴随的是，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排犹、反犹主义的宣传和政策，对德国最终形成驱逐和灭绝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政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于是，在政党、国家层面上的排犹、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逐步得到了强化。在这种背景下，从1925年到1933年，在德国的犹太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每况愈下，而且人身安全也不断遭受到纳粹分子攻击的威胁。于是，在德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海外或逃亡其他国家，从而使在德国的犹太人的数量锐减。我们可以从德国移民专家Klaus J.Bade 教授关于德国的巴伐利亚个案研究中，清晰地看到德国的犹太移民沦为难民、被迫流亡的情况。“在巴伐利亚，到1923年，针对来自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出现了在官方层面上反犹主义的拘留和驱逐犹太人的浪潮。在普鲁士，1919年还为中东欧、东南欧遭驱逐的犹太人的避难提供庇护，而现在的对犹太人的庇护政策却受到了强烈地限制。通过反犹主义的驱逐政策——这种政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日益增长的进行限制的庇护政策和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状况——而推动的这种犹太人在德国的继续迁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时间里，犹太人的数量骤然下降。到1925年，人口统计中尚有10.8万东欧犹太人，这一数量与1910年的数量相比，仅仅提高了3万人，尽管从1914年到1921年，大约有10万犹太难民已经迁移出去。到1933年的人口统计，东欧犹太人的数量又下降了1万人，降到了9.8万人。” 众所周知，这不是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最终结果。对犹太人更严重的迫害和灭绝，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将在随后的其他论文中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三、小 结
通过对一战后的欧洲难民问题出现的成因、难民类型和难民进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跨越国境的国际移民，历来与国际政治格局、地区民族关系、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策和生存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恶化等变量，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一战后的欧洲难民问题的出现正是上述四个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
2．尽管一战后的欧洲难民主要可分为德国难民、俄罗斯难民和欧洲的犹太难民三大类型，但从移民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一战后的欧洲难民实际上也涉及到跨越大西洋的海外迁移移民和跨越国境的工作移民两种类型。这突出表现在欧洲的犹太难民的海外迁移和工作迁移的进程中。但与一般移民的海外迁移和工作迁移不同的是，欧洲犹太难民的海外迁移和工作迁移，并不具有主动的性质，而是具有明显的被动特征。
3．严重的欧洲难民问题直接导致了国际难民组织的诞生。一战后欧洲大陆上到处涌动着飘泊、流浪的难民潮，解决欧洲难民问题越来越引起欧洲国家的关注。但显然，解决欧洲的难民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完成，而需要国际层面上的共同协作。为此，1921年，国际联盟设立“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推选挪威人弗里德约夫•南森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主要帮助俄国难民。1924年以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工作对象扩大到亚美尼亚难民，随后又扩及亚述难民、亚述—迦勒底难民和土耳其难民。为了使难民身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南森发明了难民的旅行证件———“南森护照”，从而使成千上万的欧洲难民能够返回家园或被安置在其他国家。1931年南森逝世后，国际联盟成立了“国际南森难民署”，作为国际联盟领导下的一个自治机构，专门从事人道主义救助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难民问题，就不会有国际难民组织的诞生。
注释：
德尼兹•加亚尔等著，蔡鸿滨等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1页。
德尼兹•加亚尔等著，蔡鸿滨等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3页。
（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张显奎等译，《第三帝国：杀人机器》，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张显奎等译，《第三帝国：杀人机器》，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 2002.S.33.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 2002.S.33-34.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2002.S.33-34.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2002.S.36-37.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2002.S.38.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2002.S.38.
Philip Bernard. La Find’ un Monde 1914-1929. Paris，1975.p108.
Jean-Claude-Gegot，La Populution Francaise au XJX-XX Siecles.Paris，1989.p.94.
.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2002.S.38.
宋全成：“欧洲犹太移民潮与以色列国家的移民问题”，《文史哲》2003年第2期，第67-73页。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20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2002.S.39.
（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张显奎等译，《第三帝国：杀人机器》，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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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张显奎等译，《第三帝国：杀人机器》，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Klaus J Bade,Jochen Oltmer,Normalfall Migration.Bonifatius Druck Buch Verlage.2002.S.41.
吴慧：“国际法中的难民问题”，《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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