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移民动因的基础理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是在推拉移民理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如果说，推拉移民理论着重的是社会综合因素，那么，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是着重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移民动因的。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移民产生的总根源；跨越国家的国际移民这种活动将使得国家间工资与福利的差距逐渐淡化、消失，因此，从总的趋势上来看，跨越国界的国际移民现象也会最终消失。这一移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乔治•J•波亚斯（George J. Borjas）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等。这一理论不同于推拉移民理论的主要地方在于，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按照波亚斯的说法，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与“推拉理论”一样，都强调“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他说，“个人终将寻求能使其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定居……此寻求受制于个人经济能力和移入与移出国的相关法律、政策。在国际移民市场，各种信息得到不断交换，各式买卖亦得以左右权衡……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后，有的人得出留在国内仍较划算的结论；相反，有的人则认为出国更为有利可图” 。因此，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足以引发移民的浪潮。从长远看，不断发生的、旷日持久的国际移民终将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趋于相同、从而获得整体经济的均衡。

显然，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只是从经济的视角去研究移民产生的动因，而忽视了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国家的政策因素对移民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随着当代新的移民现象的出现，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国家的政策因素对移民活动产生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缺陷就逐渐显露出来。首先，研究和移民的事实表明，移民并非尽人皆可。成为移民的人群往往是那些面临经济与社会变故的社会中层人士，极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资源的最贫困的人口。其次，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预言人口将由人口稠密地区迁往人口稀疏地区，这在解释部分地区的移民现实是有效的，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容易碰壁，很可能与当地国际移民的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比如荷兰与德国，两国均是人口稠密国家，却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最后，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相同的国家，人口流出或流入的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 即移民的地区倾向性问题。比如：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通常移向法国而非德国? 为什么土耳其人更多的是移向德国而非法国?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最重要的缺陷在于无视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国家政策因素对移民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认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低估了非经济因素对移民的影响，“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作打工仔，对其他身份视而不见”。这一理论通常将政治因素，比如国家，视作移民过程的非正常干扰因素。然而，欧洲20世纪移民的历史和当代欧洲移民的现实都表明，作为移民接收国的欧洲国家，在移民的形成和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劳动力政策、人口状况、人道主义等因素，都是发达国家吸纳移民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即个人依据自由意志和“最大效用原则”进行移民的观点，在解释早期自由移民现象上还有一定价值，但已不能解释当代国际移民的现实。综观西欧战后的移民现象，移民不单是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移民是一种受政治、经济政策、人道主义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的集体行为。在这种背景下，超越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新的移民理论便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