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高技术人员的移徙
仍然没有关于高技术人员移徙的数目和趋势的全球统计数字。但是，通过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估算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生活并报告已经完成高等教育的在外国出生的人员的数量。如果将这些人等同于高技术人员，可以得出技术人员移徙目前的大致规模(见表12)。2000年，有大约2 000万25岁或25岁以上高技术移民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生活，1990年为1 200万(Docquier和Marfouk 2006)。新增的800万人员占1990年到2000年期间25岁或25岁以上移民增长总数的46％。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没有那么全面。在拉丁美洲，20世纪90年代早期受到至少十年教育的移民人数为130万，受到高等教育的移民人数则少得多。2003年，沙特阿拉伯有大约60万高技术移民。
按出生国分类的在该数据表明，在经合发组织国家中，56％受到高等教育的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某个国家出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生活者所占的比例概数表明，一些贫困国家有相当大比例的受到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国外生活(SOPEMI，2005； Kapur和McHale，2005)。在安哥拉、布隆迪、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员生活在经合发组织国家（SOPEMI，2005）。海地、斐济、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比例超过60％，加纳则达到了83％。但是，这些数据没有显示相关人员受教育的地点。
美国关于抵达时间的普查数据表明，55％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和40％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被雇用高技术移民是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的，有博硕士学位的人员的比例更高(Ozden， 2005)。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保健部门技术人员的移徙。根据经合发组织国家的相关信息，估计2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受培训的医生在经合发组织国家工作，其中，喀麦隆所占比例最低，为3％，南非最高，为37％。此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受培训的护士和接生人员中有五分之一在经合发组织国家工作(WHO，2006)。
技术人员从原籍国的移徙可以产生几个方面的影响。技术人员的移徙可以产生一种良性循环：留下的人员选择接受与移徙者类似的培训，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出国。但由于移徙者的机会有限，可能使原籍国的专业和技术人员的供应增加（Stark和Wang，2001）。尽管支持这一假定的证据还不多，越来越多的国家似乎已经从最优秀的人员的移徙受益。例如，在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为推动经济增长进行结构转型的期间，大量学生和技术人员移民到了国外。但是，这些经济体一般都能成功地吸引一部分高技术移民回国，加强与留居国外的移民的联系，并促进有资本的或有融资能力的移民到国内投资。印度虽然有大量信息技术人员移民到国外，却能够补充这类高技术人员，并创造了服务出口业(IOM， 2005)。
但是，总的来说，这种良性循环或“人才增加”现象不如技术人员移民造成的“人才外流”那么普遍。Beine、Docquier和Rapoport（2003）认为，当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移徙的比例较高时（超过20％），迁出移民造成的损失将明显超过其积极影响。但是技术人员移徙比例较低的国家，如巴西或者印度可能从中受益。在某些国家，技术人员的移徙确实导致某些职业人才的短缺。例如在南非，卫生部估计，2001年有四分之一的护士职位空缺无法填补，在其他撒哈拉以南国家同样有这样的现象，甚至更普遍。
选择移徙还可能影响原籍国的体制和政策。比如，如果大部分受到培训的人才可能迁移国外，政府就不情愿对高等教育进行投入。或者因为害怕生活较优越的人员离开本国，可能限制对他们增税的可能性(Kapur和McHale， 2005)。
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有可能限制创新和采用新技术，降低社会服务的质量，延缓甚至阻碍体制建设。但是，高技术迁出移民也可以在国外通过贸易、投资、侨汇和提供知识为母国经济作出贡献。迁出移民也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信誉降低发展国际业务的壁垒，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地融入全球生产链和国际贸易。最后，回国的高技术移民可以将他们的技术、国外的社会网络和财富投入母国经济的发展 (Kapur和McHale，2005)。比如，在中国、印度和韩国，从美国回国的人员已成为软件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最近对技术移民的影响的分析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技术移民对接受国而且主要是对移民本人有利。然而，技术移民并非总是能够在国外充分利用其学历资格。大部分在国外获得高等教育的拉丁美洲移民到美国后无法进入与他们的技能相称的职业（Ozden，2005）。要防止这类浪费，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推动学位、资格或证书的相互承认。政府也需要防止在雇用过程中基于原籍国的歧视。
低收入国家最有可能受到技术人员移徙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想办法减小这种影响。最重要的办法可能是根据需求调整培训，使其更加符合当地的条件。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都需要对其近期和长期的技术需求进行更好地评价，并制定满足需求的计划。在目的地国，这些措施在中长期可以减少对外国技术人员的需求。在原籍国，即便在迁出移民继续的情况下，扩大培训可以缩小人才的短缺。在捐赠国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或者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为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和保健服务制定关键人才培训的区域安排。
留住所需工作人员也很重要。为此，原籍国必须着力增加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并通过改善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提供足够高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要留住保健工作人员，还需要改善基本的保健基础设施，保证基本的医疗供应。以下共同发展倡议值得考虑：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保健机构之间建立对口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人员在其他低收入国家提供保健服务。
高技术移民的接收国应防止浪费移民的技术，努力确保他们获得与资格相当的本国公民类似的服务条件和工资水平。此外，高收入国家应避免积极地招募已经出现技术短缺的低收入国家的技术人员，或者主动地积极支持这些国家形成人力资本。由于发达国家中专门从事技术工作人员职位安排的私营招募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政府可能需要规管其国际行为，防止其阻碍低收入国家实现紧迫的发展目标。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人员的移徙使原籍国损失了培训上的投入，又不能保障以税收的形式得到财政赔偿，因此是原籍国的损失。可以通过对技术移民征税加以矫正(Bhagwati和Wilson，1989；Bhagwati，1991；Kapur和McHale，2006)。但是，尽管在原则上对海外国民征税是可能的，执行起来却很难。因此有人建议目的地国可以与原籍国分享技术移民交纳的税金。偶尔，原籍国也尝试过在技术移民出关时直接征税，但这些措施没有什么成效。更可行的做法是政府在拿奖学金出国留学的人员留居国外的情况下收回奖学金。
原籍国还可以鼓励技术移民回国。给予双重国籍可以使移民保留回国的可能性。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鼓励回国的创新性政策，特别是便利资金的转移、减税和促进生产性投资方面的政策。既然工作机会可以推动回国，通过互联网传播就业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而且，需要技术专业知识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其他国家吸收高技术移民。传统上，通过技术合作可使外国专家到低收入国家工作。使本地人员在专家离开后有能力接手工作的包含培训内容的共同发展伙伴关系，有助于满足低收入国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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