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后的美国来沪移民潮（组图）

上海美國人總會的社交生活，《LIFE》雜志圖片

“半吊子”英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在上海最初的身份只是外国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的美国人认同他们的西方文化传统，与上海其他外国人维系着简单的友情，发展着松散的合作。得益于外国飞地提供了亲近环境，上海的美国人并没有赶紧在城市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社区。他们更情愿徘徊在上海外国人社交生活的边缘，作为个体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俱乐部认可并接纳。自由流动的单身男性占大多数，构成了这群美国人的主体，他们需求几乎均可在现存的飞地中得到满足。

上海的美国人喜欢加入英国社交生活的场所，穿梭于总会、酒吧和教堂。他们习惯性地选择这种被动的态度，对此，美国的“老牌中国通”卡尔·克劳(Carl Crow)解释说，“与英国人融合非常容易——在英国总会喝威士忌，还有去英国教堂”。他们甚至顺从接受英国殖民地世界在穿着和行为方面的正式礼节：那里的美国人，正如美国学者、旅行家玛丽·玛格丽特·伍德(Mary Margaret Wood)所指出的，“完美无缺地、但也许是不舒服地穿着正式的黑色晚礼服、僵硬呆板的白领子，勇敢地坚持着英帝国的尊严”。上海的中国人嘲讽这些美国人为“半吊子英国人”。英国方式和英国优势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舒服，以至于他们在建立共同体机构方面落后于上海的其他外国人。

美国移民在上海的增加与中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因为大多数商业买卖都通过上海。生活在上海的美国人在1920年前的五年里上升了72%，到1920年达到3000人，1925年大约有4000人。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吹嘘，除了马尼拉，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

战争期间的贸易扩张导致这次移民潮，所以来到中国的美国移民主要是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这些移民包括许多大公司的代表、独立的小商人，他们在数量上构成了1915-1920年美国移民中的大多数，他们拥有美国商业利益的所有重要部分。上海美国移民中也包括大量的妇女，朱利安·阿诺德(Julean Arnold)把这个现象叫做“女性入侵”中国。到1925年，上海美国男女人口的比例是105.3:100，男性占总数的51.2%，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性别比例最平衡的国家。

这次“女性入侵”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来了很多年轻的单身女性。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美国女孩”专指美国“中国沿岸贸易船”上的水性女子，她们在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从事她们的职业。长期在美国居住的彼得·芬奇(Peter Finch)解释道，上海曾经把美国女孩当作“广告语或者商业标志”。上海人力车夫标准的洋泾浜招呼语就是“你想去‘美国女孩家吗？’”。

随着大量“健康的”年轻美国女人的蜂拥而至，“美国女孩”的概念有了新的意义——巡回旅游的速记员。就像其他从事传教事业的美国妇女，这些“美国女孩”通过出国以逃避狭隘的家庭生活。她们是那些“出现”在中国的、带着“一夜暴富”的淘金者心态的美国商人的对应物。毫不稀奇，干柴与烈火的谋面，结婚的几率也就倍增了。总会曾经是二战前最重要的社交机构；二战后，家庭变成了上海美国人的基本生活单元。

百分百的美国人

上海的美国人开始建立本国社区。他们从与英国社区的实质性联合中脱离出来，在外国租界内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社区。美国人口的增长和家庭的增加注定了这一发展，战后美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也直接刺激了这种分离。据社区的热心拥护者卡尔·克劳回忆，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自由轻松地接受不列颠款待的日子结束了。上海的美国人发现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正遭受同在上海的英国人的批评；这是一个‘对中立国人士而言的艰难时期’。美国人参加英国教堂和上海总会，越来越感觉到不舒服；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因为英国人批评美国在战争中的无所作为而与之争论。”随着数量的急剧增长，上海的美国人，从最初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人和西方人的身份，变成特定意义的美国人。他们愈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存在，颂扬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正如美国亚洲协会上海分会在1921年所表示的，上海的美国人寻求，“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而不只是根据条约终身保有的一个生存地点”。战时和战后，他们开始建设独立的美国社区，其手段是以边疆地区的风格，组建典型的美国社区的全部机构，美国学校、美国社区教堂、美国总会、美国商会、美国扶轮社、美国乡村总会等等。按照兰姆森的说法：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一个种族社区”；在那里，所有的成员都说“美国话”——居住在上海的不列颠人轻蔑地使用这个词。

战后，在上海的美国人中发展出来的社区并不具有地理意义，也不是一个地区；在上海，没有美国人区域，没有“小美国”，因为美国人家庭和机构都分散在上海各处外国人居住区里。绝大多数新到的美国人定居在法租界——1914年从中国政府获得的新西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里是最好的居住区：外国房地产公司快速地建好道路，把稻田变成西式的郊外。

社区缺乏地理上的清楚界限，使得作为社区焦点的关键机构变得十分重要。社区的凝聚力和身份通过战时和战后形成的、阿诺德所称的“典型的美式机构”表达出来。当美国游客哈里·弗兰克(Harry Franck)于1923年到达上海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市政中心”：它建在法租界贝当大街和南路易多佛路交界处，在那里有上海美国人学校和(美国)社区教堂，两处紧挨着，距离许多美国人的住所都很近。

美国社区的形成

上海美童公学、社区教堂和美国总会，这三个机构是上海美国人社区的主要建筑区。20世纪20年代初，这些区域拥有沪上美国人口的大部分。由传教士们控制的教堂吸纳了所有美国人，总会的功能是作为美国商人的活动中心。学校则是连接这两个美国人社区中的首要元素的桥梁。

上海美童公学是美国人口通过社会和政治整合以成为一个完全社区的基础。伴随战时的移民，美国儿童的比例急剧增加，从世纪之交的10%上升到1925年的近25%。到1918年，随着战时和战后移民潮而涌入的儿童，已经使得这所在1912年由传教士建立的小小的上海美国学校人满为患，老旧的建筑也已难以满足需要。在上海美国人盛行的爱国热忱和建立独立社区的愿望的驱使下，这一年轻社区的成年人愈发关注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孩子当中灌输美国主义和保持美国生活方式。

社区的第二个机构是“社区教堂”。它原本叫做“美国唱诗社”(American Song Service)，成立于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前两周，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产物。由于英国俱乐部教堂(British Union Church)中对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断让人感到不快，在上海的美国人组成了这一新的团体——起初，他们在会员的私宅内聚会。随着这个跨宗教派别宗教活动受欢迎程度和人数的增加，聚会先后搬到了汇中大厦、外滩上的老共济会大厅，哥伦比亚乡村总会(美国)的舞厅；最后，来到了上海美童公学的餐厅。他们在位于法租界中心的迷人的贝当路上购买了土地，它就在上海美童公学的街对面，对于这个城市中的大多说美国人来说，易于造访。

第三个社区机构是上海美国总会，它是在旅沪美国人中最出名的社交场所。历史上，社交俱乐部是美国社区发展的重要步骤。埃德温·坎宁安(Edwin S. Cunningham)总领事如此描述这个过程：当本土的美国人在边疆开拓时，他们在森林中开垦出一片空地开始一个新的定居点。他们首先建一所学校，然后造一个教堂。但仍有可能因各种情况，小镇迁至他处。但是当他们建一个俱乐部时，那就可以肯定，他们想在此安居下来。

建在福州路上的美国总会，1924年11月竣工。1925年3月的竣工仪式上，总领事坎宁安说起了美国人刚到上海做生意时的短暂性特点，赞赏不断增加的上海美国人社区的恒久特点。随着总会大楼的落成，坎宁安宣布，“美国社区已经清晰和完美，即使对那些最怀疑的人来说，美国社区打算在上海一直呆下去”。

孤岛、集中营、挥别上海

1937年，淞沪会战大炮的轰炸声以及空袭警报声所引起的恐怖穿透了这座国际都市的心脏。起先，大部分在上海的美国人并未预见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还只是将其划归为无数次“东方人”之间打斗中的一次。很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黑色星期天”(1937年8月14日)这天急转直下。这天中国轰炸机对市区的误炸，造成了上千平民的死亡。8月午后的这次致命性的轰炸预示着上海持续数十年混乱的开始，同时也标志了外国人在这座城市的统治开始走向终结。

危急时刻，沪上美国人热切地希望自己政府能够出面保护侨民，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行径，得到的回音却是“绥靖”中美国政府敦促其国民无必要立即离开上海的劝导令。在“黑色星期天”之后的一个月内共有1400名失落的美国人离开上海，接下来的一年里，上海的美国人口锐减，最终大约不到2000人坚持到了上海“孤岛”时期的终结。1941年12月7日清晨，太平洋战争拉开序幕。日本军队随即进入占领上海租界，正式宣布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性国侨民，并向美国等敌性国驻沪领事馆派兵，停止领事馆的一切业务，将领事馆人员收容集中管理，对敌性国企业则以“军管理”的名义接收清算。

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其时，上海有美国人1369名。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其中有反日、反战倾向的美国人受到了日本宪兵的非法拘禁，备受折磨。1943年初，其余大约有700名美国人则被关押在闸北、浦东以及海防路等地方的为寓沪外侨专设集中营中。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上海各集中营被收容美国侨民经历了两年半的监禁生涯。原来衣食无忧的他们此时须得为继续生存去承担繁重的体力劳作：洗菜、做饭，手洗衣服，清倒垃圾以及清洁厕所，这过程中还必须忍受日本士兵拍打、威胁、恐吓。到了1945年春天，闸北集中营的囚犯一般每天只能得到一顿饭，而且，这顿唯一的饭菜也经常是不能食用的。艰辛、不确定性和过度拥挤使得同狱犯人充满恐惧，变得贪婪，不时发生冲突。炼狱生活中却也涌现了不少勇士。餐馆老板吉米·詹姆士(Jimmy James)在闸北集中营厨房诚实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病魔把他打垮。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其他一些人为孩子和成人开办了学校。他们举办了各种展览，秘密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以鼓舞人们的斗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有4000多名美国人返回上海，打算重建诸如总会、学校和社团机构等，意欲重温旧梦。但此时的上海已不再是1937年前的那个上海了，挥散不开的战争阴云、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不堪，加之经济极度通货膨胀等问题，不断扰乱美国人社团的重建。尤其是在上海登陆的大批美军，他们不守法纪，肇事行凶，欺压凌辱中国人，盗窃仓储物资，走私贩私活动时有发生。“美兵打死臧大咬子事件”一出，美国在华声望跌入低谷，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美国人在上海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1948年年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南进，美国领事馆建议本国公民立即撤出上海，除非他们“非得留下来”。只有少数一些认为自己能够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美国人选择留在上海，其他的美国人则是选择了离开。自领事馆首次发布警告信息的8个星期之内，有超过1400名美国人离沪。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炮轰英国护卫舰“紫云英”号之后，更多的美国人离开了上海。5月25日，当解放军到达上海时，总领事约翰·摩尔斯·卡伯特(John Moors Cabot)估计，在这座城市里，还有1200名美国人留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