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不少媒体和媒体人正被一个事情焦虑着，那就是所谓“第三次移民潮”。
据说，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里，中国居民向北美、欧洲、澳洲等发达地区移民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在最近这一波民大潮中，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和富裕阶层是主体。
许多报道和评论由此出发，沉痛地分析了中国的新贵们之所以热衷移民海外的原因。我认真阅读了不下10万字的相关文本，大概梳理了以下几条最主要的线索：
第一，中国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应试教育、职场竞争、生存压力等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国人的幸福指数降低，他们渴望到更宜居的海外寻求更加幸福的生活；
第二，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国内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但眼下中国无处不在制度壁垒和行政垄断却阻塞了它们进一步创造新财富空间，随着股市低迷、楼市遭政策打压，许多民间资本希望流出境外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贪污腐败、钱权交易、贫富分化、道德滑坡……整个社会笼罩在普遍的仇富心态和不安全感之中，身上多多少少背负着一定“原罪”的富裕阶层、尤其是商业精英们担心自己因在不规范的社会转型期获得巨额财产而在未来受到清算，他们移民海外实际上是买一份未来的安全保险；
第四，这一点也经常被着重指出，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实际上是外逃的贪官以及与他们狼狈为奸的不法奸商，这两类人利用在国内的公权力牟取了数额巨大的不义之财，为逃避惩治而移居海外，其中很多人还成功地将这些非法财富随身转移到海外；
……
然而，所有这些言之凿凿的分析所揣度的焦点都在于目前中国一部分精英人士移民海外的初衷，它们并不能回答下面两个简单的事实性问题：其一，近年来移民海外的中国人数量是否显著增加了？其二，精英人士在新的海外移民中的比例是否显著提高了？
有限的几个数据似乎是支持前一个判断的，至于第二个判断，则不太可能得到考证。澳大利亚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大陆出生的移民比例自2009年下半年起已超越英国、新西兰和印度，跃居澳洲移民榜首。美国国土安全局的资料也显示，到了2009年，中国大陆出生、在美国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已仅次于墨西哥，居第二位。此外，今年6月份，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但即便是看似有扎实支撑的第一个判断，即近年来中国移居外海的人数在增加，也存在很大的复杂性。同样依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1990至1999年的10年里，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人数比1980至1989年的10年间翻了整整一番，而2000至2009年的10年间，这个数字又比前10年增长了70%。这说明，过去30年来，中国移居美国的人数的确在持续增加。但是，数据还显示，2000至2009年的10年里，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人数并非逐年上升，而是几起几落，并大致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抛物线形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自2006年达到峰值的87307人后，最近的3年实际上是逐年下降的，2009年比2006年锐减了23000多人。与此同时，最近10年里加入美国籍的中国人数也呈现为一条剧烈波动的曲线，2009年比2000年反而净减少17000多人。
美国无疑是中国移民最大的目的地国家，由此来看，说中国近年来突然间出现了明显的向海外移民的高峰，显然是缺乏根据的。这一否定判断也非常符合我观察到的身边的实际情况：我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和亲友同事中有许多人移居海外(我想应该不下1/10)，但我并未发现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明显加速的趋势。相反，比起10多年前恰恰是减少的。
在很大程度上说，并不是中国移民的主观意愿，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移民政策的松紧变化决定了中国人向外移民的多寡。
在我看来，煞有介事但很可能纯属子虚乌有的所谓“第三次移民潮”一方面寄托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系家国、悬壶济世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暴露了他们在过去一百年里染上的讨论一切问题由“主义”先导的顽固病征。大多数激昂慷慨地分析争论“第三次移民潮”的论者内心实际上根本不关心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这个事实，他们的全部兴趣只在于借此阐发他们自己的心目中的宏大真理，即意图通过针砭国内现实来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我之前已经说过，评论者试图假借“第三次移民潮”这一概念来指出和批评的国内问题都确实存在，而且正在令人忧心地加速恶化，甚至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境地。但我认为，有良知的人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摆上台面加以讨论，而不是玩避实就虚、含沙射影的文字游戏，把所要表达的可能是极端重要的诉求悬挂在一个个根本不存在的支点上。因为中国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挫折史一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以“主义”取消“问题”导致了怎样的严重后果！
就拿眼下这个所谓“第三次移民潮”来说，大概令一些评论家始料未及的是，媒体对它的热议渐渐地将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扭到了如何有效限制向海外移民和转移财富这个问题上来。就在几天前，中央从善如流，专门发文要求加强对配偶、子女在海外的所谓“裸官”的管理。虽未必能说这是对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移民潮”问题的舆论聚焦的直接回应，至少它在客观上十分契合当今的民意热点。毋庸置疑，对于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和高级官员，严格管理——包括对其亲属移居国外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我很想在这里作一个假设：一个分管城建的副省长(副市长)，如果他的儿子在美国定居，或者他的儿子怀着一颗爱国心在本省(本市)从事房地产开发，到底哪种情况更容易引起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
就移民问题本身而论，客观地说，直到今天为止，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条件、制度环境等各方面都仍比中国优越得多，对中国国内相当多有抱负的人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一个不需要争辩的常识。因此，中国的个人们出于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目的移民这些国家，似乎并不能作为批判中国国内现实的有力论据。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搞改革开放呢？
退一步说，即便真的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我也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是什么需要遏止的坏事。能够比较自由地移民，说明这个国家至少是开放的，且不说那些早前出去的人中有许多变成了“海龟”，或者即便没有回国定居但其主要事业是在国内，就是一去不回的，也总有大量亲戚朋友留在国内，与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而所有这一切，正是我们未来更好地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文明成就，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宝贵的无形资源。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的民众不再享有移民海外的权利，那么，评论家们会发现，他们今天希望借助对并不存在的“移民潮”问题的讨论来推动的制度变革，也就真的没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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