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截至2010年，全球移民总人口逾2.1394亿，美国、德国、俄罗斯联邦是三大移民国，全球最大的10个移民国的移民人口占全球移民的52％。
移民政策研究协会根据联合国、美国等多个机构的数据对全球移民状况进行综合研究和评估。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移民人口总数为4281.3万，远远领先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俄罗斯联邦1227万；德国1075.8万；沙特阿拉伯728.9万；法国668.5万；英国645.2万；西班牙637.8万；印度543.6万；乌克兰525.8万。
移民是个很受争议的话题，其理由在世界各地无数场政治辩论中已谈得很清楚。老生常谈的赞成意见是，新移民几乎都是来工作的，他们丰富了当地文化，增加了税收基础。
而反对意见为，新移民挤占了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无法融入当地习俗，占用了公共服务。此外还有棘手的非法移民问题，其在政治角度被视为有害的，但在经济上常常必不可少。
美国过去的150年历史中，历年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起伏非常大，从1933年最低的23068，到1991年史上最高的1826595。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几乎都源于政治，也有社会和经济诱因的背景。
其他国家也因移民问题在政治上争执不休。欧盟同时存在内部和外部的移民问题，2004年新入盟的10个前苏联卫星国为欧盟人口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波动，数十万人向西迁移以寻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水平。
在法国，该现象引起了对“波兰水管工”的广泛讨论，这个典型形象是移民挤占法国人就业机会的具体象征。
除欧盟内部移民外，一些南欧国家也是中东、北非，以及一些未入欧盟的邻国移民的目标，例如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如同美国一样，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问题是一个纷争之源，政界左右翼都寻求更严厉的边界控制。
跨越整个欧盟，还有一股经年不息的非法移民流，他们来自中东和中亚的国家，多数的目标都是英国，其中一些将获得庇护身份，剩下的大多数将非法逗留或者被遣返。
为移民问题担忧的并不仅是富裕国家，贫穷国家也不例外。苏丹内战导致十多万甚至几十万难民逃往乍得，为这个赤贫国家平添了更大压力。毋庸置疑，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其法律都不会允许移民不受甄别地、无限制地入境。无论标准高低，多少都有一些。
尽管移民问题变得更政治化，但最终还是由现实经济说了算。近年来，美国官方承认的境内临时劳工数字从1999年的120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00万人，而基于1980年以来的入境统计，非法移民的总人数或可达1200万。如果美国的产业需要外来劳工，那就会得到他们，不论渠道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除此之外，劳务外包和境外生产为海外劳动力的利用提供了新手段，而无须费心移民事务。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全球贸易体系接轨，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常见，也使它们与更富裕经济体之间的商业联系更加复杂。由此看来，似乎劳务外包比接收移民更为可行，也规避了潜在的政治风险。然而不久后，这一切将完全改变。
无论是贫穷国家还是富裕国家，形势都将发生变化，这将迫使它们对移民政策作出改变。在人口和经济上，这两类国家将经受一次大转变，导致现有移民政策不再适用。
在一些富裕的大国中，未来几十年对移民劳工的需求将会增长。在更好的机器人被开发出来前，总存在一些必须由人工操作的低收入岗位。
这些工作往往是有具体地点要求的，换句话说，你无法在家通过互联网来修剪别人后院中的树，也无法把这个工作外包给印度的某人。园丁本人必须在那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保姆、女仆和家庭健康护理。
在一些情况下，或许能开发某种代替人工的高科技手段，但从成本上不值得这么做，雇用工人的花费可能更低。
一般来说，当一国民众变得更加富裕，此类工作就会更多。人们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拥有更多的花园，他们的时间更值钱，所以决定雇用保姆而不是在家亲自照看孩子，他们也可以购买其他并不昂贵的人工服务，如美甲、个人健身课程、食品送货上门等。
人们变得更富裕，是由于该国提升了技能等级，提升了劳动力在产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越来越高。正源于此，人们就更不情愿接受像园丁或保姆这样的工作。这些国家中，低收入工作岗位需求在增长，适合的劳动力供应却在下降。
只要该国人口的技能水平继续提升，这种短缺也将随之扩大。原因很简单，低技术工作的全自动化是不可能的，或在经济成本上是不划算的。
由于贫穷国家劳动力的技能在全球劳务市场上回报较低，贫穷国家移民将会自然而然地填补这个缺口。从经济角度看，此举并无过错，移民的迁入可以解放高技能人口去从事高生产率工作，他们还可享受移民的劳动成果。
在经济压力之外，还将有人口压力。富裕国家的生育率一般比贫穷国家低，还有不少富裕国家的总人口正在缩减。2009年，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人口都出现了下降。
未来数十年，它们将面临一个局面，即人口数量的下降会拖累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物质生活水平会降低—人口少了，分蛋糕的人也少了—而是意味着在全球市场地位下降和对全球政治影响力降低。
对于一些秉承光荣传统，历来发挥着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个局面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它们需要更多的人口，这只有两个选择：生下更多婴儿，或者接收更多移民。
人口压力还有另外一个更直接的影响。在接下来几十年，大多数富裕经济体的工作年龄人群将事实上停止增长。
这听上去可能没什么大不了，但请设想一个情景：如果某个新产业诞生，或某个现有产业突然开始爆炸式增长，例如新能源行业。为支撑这种发展，该行业需要一批技术工人流入。如果劳动力总规模没有变化，那么就不得不从其他行业中争取劳动力。
从整体来说，这种劳工流动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其他行业的生产率也并不一定会降低，因此对于经济最好的办法可能是保持该行业的现有规模，而让新能源行业继续增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经济体将需要更多技术工人。这时也只有两个方法：等待一批新工人达到足够的技术水平，或者立刻允许移民进入以充实本国劳动力。
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负有庞大债务和其他一些未来义务。这些负担来自三方面：全球萧条和税收减少所导致的赤字、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开支，对公民未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的承诺。
这些承诺将非常难以兑现，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寅吃卯粮。在这种系统中，今天的税收被用来支付今天的退休福利，即今天的工人养今天的退休者，而今天工人的福利将由明天的工人埋单。
只要每一代劳动人口都在增长，或者每一代人都比前一代人工资更高，这类体系通常可以运转良好。但在许多国家中，即将退休的一代劳动者数量将创史上之最，而负担其福利的这一代纳税人数量则较少，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平均负担将大于之前所有年代。
应付退休金和当前实际税收之间将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众所周知，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未来十多年内有破产的危险，但2005年美国的公共退休金支出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
作为对比，很多欧盟国家的这一比例已超过10%，包括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希腊、波兰、德国、葡萄牙等国，最高的意大利已达14%。
福利看起来将下滑，但削减福利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当前的退休者将抗议收入减少，而纳税人也将抗议政府为他们未来提供的福利比目前的退休者差。
过去几年间，为了在危机中拯救金融体系和本国经济，各国政府进行的紧急开支及其带来的巨额债务也将由目前这一代纳税人埋单。再一次，这将有两个选择：违反对贷方和未来退休者的承诺，或允许外来移民充实税基以减轻部分负担。
很明显，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未来的经济政策中，移民将会发挥更大作用。当政府决定进行改变，自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移民？需要多少？由于这种改变主要来源于经济动机，答案应该也将从经济角度着眼。
一旦这些国家接收了足够的承担低收入工作的人口，它们就将转到另一个极端，即精挑细选“最好”的移民，包括创造力、教育程度、收入、文化融入等因素都在考虑之列。
这将会引起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各国政府都试图吸引最好的移民，我们将看到一次史上最大的国际“选美”比赛。世界各国都将使出浑身解数，为数百万寻找新生活的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投资者以及企业家们提供最热情的欢迎。
当进行选择时，以下两个因素会进入移民的考虑范围：前往目标国家的难易程度，以及目标国家的生活水平。
根据这些因素，现阶段已经浮现出一些潜在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首先，经济移民通常会觉得富裕国家更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高技术移民。绝大部分的专家和技术移民将会寻找物质条件充分、方便开展事业的地方。
比方说，对于一个有机化学家，实验室空间充足的加拿大就要比柬埔寨合适得多。在这一点上，受益的不仅是最富裕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和巴西这样迅速发展的大国。
数千名此前移居发达国家的巴西人和中国人将会回国，试图搭上本国快速增长的顺风车以谋求致富。一些为吸引移民在某些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国家也将受益。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提高研发预算之前，韩国政府科学基金会的研发投入力度一直高于美国（按投入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顺便提一句，自2009年起，韩国的净移民率一直为负，这意味着离国人数比前来定居的人数更多，韩国必须尽其所能地扭转该局面。
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评分系统，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但美国的情况不同，即使拥有顶尖技能的移民都很难获得工作或居留许可。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对于所有雇佣相关的永久居留权申请，每年存在一个限额，数量只有区区14万人，包括上至“优先工作者”—例如有名的国际企业高管、研究员等—下至基础工业需求的普通劳工。
美国虽然也有临时劳务签证，但申请人必须有工作邀请函。此外，除配额限制外，美国没有实行评分系统。
缺乏一个不设上限的、透明的评分系统可能将导致移民弃美国而趋英国，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移民受到的欢迎程度也将导致差别。这一点对瑞士这样的国家或许会构成问题。
瑞士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龄化，濒临退休的40~50岁这代人的数量几乎是10岁以下人口的两倍。但移民瑞士极为困难，必须居住满12年，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和语言测试，还要经邻居投票通过。
日本人口实际上正在缩减，到2050年，也许将失去其1/4的人口，然而日本并不愿意承认它必须立即开始接受移民。
如果日本不改变这种情形，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美国人口到2050年将增长超过40%。如果美日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近，届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由美国的1/3下降到1/5。实际上这个差距还可能更大，因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以加速度增长，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趋势将会改变。
日本是个极端例子，但也显示了许多富裕国家的发展方向。同样，尽管美国因恐怖主义的担忧正在收紧移民政策，但劳动力紧缺将会有利于推动移民限额的放松。
为了拯救自身经济和财政平衡，富裕国家将设法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但这对全世界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这可能将把贫穷国家置于彻底的悲惨境地。
全球化已经造成了全球性的人才流动，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张开双臂欢迎国外人才。2009年阿盟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每年约有10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离开中东和北非地区，其中很大部分都一去不返。
另一份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医生很多都在国外工作，包括牙买加41%、海地35%、加纳30%、斯里兰卡27%、南非18%。人才流失甚至还引起了一些富裕国家的担忧，例如新西兰政府在2006年发起了一项计划，试图吸引众多海外人口归国。
当移民政策变化后，有技能的专业人士将更为自由地比较国内外的生活与发展前景。如上所述，许多国家的入籍便利性和对移民的欢迎程度届时将得到改善，问题在于贫穷国家是否能跟上这个步伐。
全球化让一些经济体快速发展，其需求推高了商品价格。一些依赖于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获益，但利润趋向于集中在统治者和工厂主手中，而不是农民和矿工。然而再过十多年，这种增长将可能趋于枯竭。
原因在于，这种不平衡发展并没有为未来产业升级打好基础，因为大多数民众的收入仅能维持温饱。本土人才发展机遇也不多，精英阶层只需要少量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为其服务。此外，没有投资科学实验室的理由，也没有资本市场为有前途的企业家提供贷款。
在这种情形下，移民出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当然，只有那些有一些积蓄的人，才能跨越地理障碍去追寻更好的机会。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大学毕业人口的移民数量比高中毕业人口高出8倍，而未受高中教育的人口基本上和移民无关。
如果移居外国变得更容易，甚至受到鼓励，社会平衡将会恶化。中产阶级将逐渐消失，只留下最穷的群体（他们基本上达不到合法移民的标准）。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稳定恶化，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前景更为暗淡。20世纪以来，城市职业中产阶级一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
没有它，国家就倾向于维持一个现代封建主义的状态，一小撮富豪地主拥有国家财富，其余人口仅能勉强维生或被奴役。这种极度不公将播撒暴力和不满的种子，就如同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发生过的一样。
丹尼尔•阿尔特曼，现为道尔伯格全球发展顾问公司议题领导负责人。目前任教于纽约大学。著有《全球经济12大趋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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