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在17世纪的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21世纪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这三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移民的后代。
事实上，人们在国家间的迁徙早已有数千年历史了——有人为了避祸，有人为了发财，有人向往自由，有人则为寻找一个新的开始。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或是他们的子女）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那片接纳他们的土地更加繁荣昌盛。
但在那些接收移民的国家中，大规模的移民虽然不太受欢迎，但却是必需的。在过去50年间有许多北非和土耳其人迁入西欧，这倒不是因为西方人慷慨大方，而是要他们去承担许多当地人不愿再做的工作。在欧洲人眼里，他们只是些临时劳工，还算不上移民。
欧洲人原本假设工作完成后这些人自当归国。但显然其中大多数人会选择留下，并设法把自己的家人也弄来，许多人都被（欧洲人）极不情愿地接纳为欧洲国家公民，即便他们从来都没得到过相应的公民待遇。
虽然理由各不相同，但排外主义者以及左派多文化意识形态主义者都会将这些新欧洲人视为与当地人完全不同的族群。对于多文化主义者来说，让非西方人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尝试堪称一种新殖民种族主义，而在排外主义者看来，所有外国面孔、语言甚至是感觉都是仇视的对象。
对于生活在西欧和日本这类高速老龄化社会中的我们来说，这些移民是必需的。如果没有了他们，类似医院这样的许多必要社会设施都会人手不足，而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则必须由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来供养着。
但如今许多地方（尤其是欧洲）的政治家却视移民为洪水猛兽。那些新民粹主义政党仅凭对伊斯兰恐怖行动或者文明冲突的大肆渲染就能收获大批选票。但对民粹主义者来说，真正的敌人（可能比移民本身更为邪恶）则是那些容忍甚至鼓励这类恐怖行动的“城市精英阶层”。而那些主流政治家对民粹主义煽动者是如此忌惮，以致他们往往不得不去附和后者的论调。
法国、德国或荷兰等国的非欧洲移民融合政策的失败往往被那些神经过敏的恐慌主义者所夸大了——欧洲其实是不会被“伊斯兰化”的。但那些有着非洲、南亚或者中东血统的青少年为何会在他们降生的欧洲国家中感觉如此孤立，以致会乐于以一种革命宗教意识形态的名义对其他公民举起屠刀，这说明有些事情确实出了问题。从前那些移民子女虽然也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但绝不会动起将这个自己父母选择移居的地方炸个稀巴烂的念头。
许多穆斯林国家的政客必须为此承担一部分责任。对于那些敏感脆弱的青少年来说，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一种触手可及的革命理论，不需要费力去理解，还能从中得到力量或归属感。而印度教、基督教和佛教则缺乏这类动因，这也是政治恐怖主义大都与穆斯林有关的原因。但在法国移民社区所发生的暴乱也表明，暴力其实并不仅仅归因于穆斯林，而是与国家政策有关，尤其所有欧盟国家所实施的谬误甚巨的移民政策。
相对于那些理论上允许在欧盟内部任何地方找工作的欧盟公民来说（法国的罗马尼亚裔吉卜赛人可能会对此多有抱怨），还有其他三类人被允许在欧盟安顿下来：前殖民地人民，比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英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或是荷兰的苏里南人；那些在上世纪60~70年代来到欧洲的“临时劳工”；还有政治难民，就是那些寻求政治庇护的人。不像加拿大或者美国，那些海外劳动者不会因为其所提供的必要劳动力而获得公民身份。
而相对于那些偷渡入境或是以难民身份（甚至是冒充难民以获得富裕国家工作机会）找工作的人来说，真正的移民（而不是“临时劳工”）其实更想融入社会并希望获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待遇。但欧洲福利国家似乎更倾向于把政治避难者或者其他新来者视为身无分文的累赘，而不是一个需要工作的人。
当欧洲政治家们宣称法国、英国或者荷兰并非美国那样的“传统移民国家”时，他们只说对了其中一部分，因为斯宾诺莎、迪斯雷利和萨科齐的存在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大量的实质性移民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聚集到了许多国家，他们到来的方式是如此随意而杂乱，仿佛从来就没有任何政府尝试控制过似的。
那些临时劳工的子女感觉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难民们则在社会福利网的庇护下逐渐消磨了意志，或是背负诈骗福利的骂名。而那些前殖民地人民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成功融合进了社会，但却依然摆脱不了过去那段沉痛殖民历史的伤痕。
而在这方面日本甚至是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日本政府可以在就业枯竭时直接将伊朗劳工遣送回国，但却难以处理数十万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人，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墨西哥人身上，其中许多人都没有正式身份。
目前全世界有数百万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那些国家需要他们、怜悯他们，但却不欢迎他们。而针对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任何简单迅速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但欧洲以及日本——应该从经济移民合法化着手。这意味着判定究竟哪些工作岗位需要填补，并欢迎接纳那些因此而来的人，不是将他们视为外人，而是平等的公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