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闽南特点的老房子里的木柱上，随处可看到古老的泉州木雕。
闽南地区人民原藉多在黄河、洛水一带，故称河洛人。河洛人迁入闽南大约在汉及三国以后，西晋“永嘉之乱”，大批衣冠南渡，河洛人亦大量随之南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移居到闽南地区。
唐朝武则天时代，陈元光奉命驻漳、泉，带来了不少原藉河洛一带的军士和人民。唐末五代河南光州固始王审知曾与其兄率中原人马五千入闽。到了宋代，由于闽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农业生产发展，人口激增。但地域有限，人民不得不另谋途径。
漳、泉都面临大海，生活铸造了他们造船和驾船的经验，于是向海上开发和讨取生活既有了能力，也成为理想。当一些人登上距大陆最近的澎湖列岛时，发现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四面环海，虽然风大而多沙砾之地，但可渔可耕可牧，于是呼朋唤友，把当澎湖作为开发的新地。从南宋到元初的100年间，在闽南移民的开发下，澎湖已成为农牧渔盐兼营之地，并有了工商贸易，而且设置了巡检司，到元顺帝至元年间隶属泉州同安县。
郑成功自闽南率军收复台湾，其部属约有3万7000人，多为泉、漳籍贯。郑成功为把台湾建成反清复明的基地，政治上励精图治，经济上实施屯垦，寓兵于农。既安置了来台的将士，也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并使军中有促生余粮，而且也保护了土著和先入台开发的人的利益。
郑成功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垦。屯垦收到了实效，盐水港、凤山一带40多处，共开拓良田千百亩，后人口渐繁，遂成部落。明郑亡后，就多成为闽南聚居的村落。明郑的屯垦，实际是闽南人对台湾的开发。
郑经继位之后，仍然实行屯垦，开发地区有凤山北部平原、水沙莲地方(斗六至林圯埔之间)、半线地方(今彰化市附近)、竹堑地方(今新竹市)。接着开发北台，一是开拓淡水河沿岸的台北平原，二是开拓鸡笼(今基隆市)地方。后者由王锡祺招集漳、泉流民开拓。
明郑开拓台湾，主要依靠原藉大陆漳、泉一带的文武官员和士卒，还有从漳、泉一带招来的人民。开拓的田园成了个人的永业，传之子孙，人口繁衍，或聚族而居，或分衍各地，于是闽南人的人口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绝对优势。
清朝前期严格限制大陆与台湾之间人民的往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虽允许大陆人民出海贸易、捕鱼，但规定：内地欲往台者，必须取得原藉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由台湾海防同知审验后方许之。
虽然严令如此，但福建沿海，特别是漳、泉一带居民，潜渡台湾仍前后相踵，台湾西岸的基隆港、恒春南湾，以及东岸的蛤仔难(宜兰)、台东等较大港口都有潜渡者的足迹。
漳、泉一带居民其所以敢于冒犯严令偷渡，主要原因是闽南地区人口过剩，生活不易，不得不向外谋生。而台湾人稀地旷，由台湾传回大陆的消息是“台湾好趁食”，自然成为寻找出路人的向往的地方。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闽南人来说，不会因海峡波涛的凶险和清政府的禁令而裹足不前，漳、泉人不惜任何代价，大量冒险渡台。
当时台湾之所以容易谋生，除人稀地旷，有可耕之地，有可傭之工外，还因为土地肥沃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宜种稻、糖蔗、杂粮等，有种必有收获。如此有吸引力的地方，自然使闽南一带无可谋食的人趋之若鹜。所以清初曾几度禁止偷渡或禁止携眷入台，都难遏止渡台的人群。
乾隆二十五年(1760)始准许在台有业良民，可各回原藉接眷过台。此禁一开，移民渡台者更多。而台湾人口也迅速增加。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的《台湾省通志》所载：明永历四年(1650)，台湾人口数为5万人，到清嘉庆十六年(1811)增至194万5千人。虽然无闽南人具体数字，但《台湾省通志》列举民国十五年(1926)及民国十七年(1928)两项调查表显示，当时闽南人已占在台汉人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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