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年7月15日，冷战时期最香艳的政治风波在迈阿密海滩爆发。身高172厘米、芳龄24岁的“德国小姐”玛莲娜·施密特（Marlene Schmidt）击败其余47位佳丽，荣膺“环球小姐”桂冠。但这位代表西德出赛的佳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联邦德国公民，而是在1960年穿越东西柏林分界线、由耶拿迁居到斯图加特的民主德国逃亡者。《时代周刊》揶揄说：“就冲放跑了这位5英尺8英寸高的美女，东德的边界卫兵也该被控渎职罪。”民主德国共青团机关刊物《青年世界》则攻击欧美舆论企图利用选美激起人们对东德难民问题的关注，并恶毒地诅咒说：“西方关心的只是这个姑娘的胸和屁股，没有人会真正尊重她……她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遗忘了。”
1961年环球小姐、东德流亡者玛莲娜·施密特。她如今在萨尔布吕肯安度晚年。
事实证明，玛莲娜·施密特被遗忘的速度远比民主德国本身要慢。她在青年时代的迁徙轨迹，则折射出了战后东德难民的普遍命运：大战结束后，玛莲娜一家定居的布雷斯劳连同整个西里西亚一起割让给了波兰，她们被驱逐出境、重新安置到东德的耶拿；又因为东德的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家族成员被迫先后经西柏林逃往联邦德国，寻求出路。在玛琳娜一家出走后一整年，柏林墙拔地而起，穿越“铁幕”从此成为彻底的生死冒险。
从1945年到1989年，先后有近350万德国公民从东部地区迁居到联邦德国境内，其中近1/3是因战乱和强制迁徙造成的难民。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为“民德逃亡者”（Republikflüchtling），在东德受到长期政治批判。但这些从万马齐喑的“铁幕”之后仓皇逃出的流亡者，最终在西部的同胞那里收获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个人自由、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这种反差不仅进一步打击了东德政权的声望，也使以西德为中心完成统一具备了现实的情感基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最终被推倒，“民德逃亡者”和民主德国本身一起成了历史名词。
德意志人大迁徙
二战结束后东南欧德意志人的大迁徙，根源应当追溯到1930年代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和“复归帝国”（Heim ins Reich）政策。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大德意志帝国的最终疆域不应受现行国际法的约束，而是要由德意志民族根据自己的聚居状况、历史传统和经济需求来确定。按照这一谬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划入新独立国家版图的但泽走廊和上西里西亚东部（波兰）、默默尔（立陶宛）、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独立的奥地利、卢森堡两国都应当“复归”到德国疆界之内，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东部、乌克兰一部以及中欧其他地区也要加以“德意志化”，驱逐或屠杀当地原有的居民，迁入德裔定居者。从1939年到1944年，近180万德国人以这种方式被安置到了波兰，代价则是200万波兰人流离失所、并沦为奴隶劳工。
如此残暴的经济和人口入侵，在战后当然会遭遇同等烈度的报复。为了彻底杜绝德国人卷土重来的可能，并对纳粹战时的经济掠夺加以补偿，欧洲各国几乎是自发地开始了一场驱逐德裔居民、实现“民族分离”的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剥夺了近300万德裔居民（大部分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公民权，令其限期离境；1930年时德意志族在捷克总人口中占22.3%，到195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1.8%。匈牙利驱逐了62.3万人，罗马尼亚78.6万人，南斯拉夫50万人，波兰（以德波旧国界为限）130万人，连德裔相对较少的荷兰也驱逐了2.5万人——在1944冬天因德军强征农产品造成的饥荒中，有2.2万名荷兰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驱逐可以视为对等复仇。
1945年春，乘坐马车向德国本土撤退的东普鲁士难民。德国东部疆界的变化最终导致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
更重要的是，东欧命运的裁决者斯大林早已决定通过人口置换和强制性民族迁徙的方式，一劳永逸地确保苏联西部边境的安全。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曾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过惩罚性的集体迁徙；二战结束后，这一“经验”又被运用于波兰和东普鲁士。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就波兰新国界问题达成一致：波兰东部边界退回到1919年的“寇松线”，往东的部分由苏联兼并，当地的450万波兰居民迁往西部领土；作为补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德国领土——即德意志帝国的发源地之一东普鲁士——被整体并入波兰，当地的350万德国居民在两年内集中迁徙到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本土。加上1945年春苏军抵达前从东普鲁士撤走的600万难民，德国东部边界的变化最终造成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其中至少1/10在迁徙过程中死亡。
西德联邦统计局195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对德裔居民的强制性迁徙造成了1240万之多的难民（含停战前撤出的部分则为1600万以上），有210万人在迁徙过程中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西德马克。剩余的1000余万难民占到战前德国6900万人口的15%以上，单是为他们提供食品、医疗和住房就足以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救援措施来不及跟进，英美法三国不得不拒绝难民无限制地涌入西部占领区，而要求数百万人在土地充裕的苏占区（占战前德国领土面积的40%）安家。以1949年两德分裂时的统计论，安置在西德和东德境内的难民人数比率约为2：1；换言之，至少410万人留在了“铁幕”以东，另有10万人留在分区占领下的柏林。
如果说在1948年之前，急于求生的难民还顾不上挑剔东西部定居区的优劣，那么1948年之后，事情明显起了变化：柏林空运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英法控制区开始显露出复兴迹象，苏联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专断则使人不得不怀疑东部地区的命运。西德联邦1949年颁布的《国籍法》，则为东部居民继续向西迁徙提供了法理依据，它规定：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德国国籍；所有在1945年停战前出生的德国公民，无论其居住于何处，都被视为西德联邦的当然公民；东德公民在进入西德境内后，可自行申领西德身份证件。由于两德之间的“内部边界”（Inner German border）在1949年时把守还不很严密，东德人开始成千上万地越过简陋的栅栏，甚至持假证件通过检查站公开出境。从1949年到1952年，有67.5万人以这类方式抵达了西德。
1945年，被临时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简陋收容所内的东普鲁士难民家庭。
平地起高墙
在两德关系史上，1952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年头：统一社会党开始在东德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改造、农业集体化和宗教压制，与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东德开始沿“内部边界”构筑隔离带，驻扎边防部队加以把守。边界以东500米内被设置为“保护带”，5公里内为“隔离带”，一切遮挡视线的植物和建筑都会被铲除，树立起电网、电子探测器和警报器。过去居住在“隔离带”周边的8300位居民被集体迁走，此后靠近边界者须持有许可证，否则将遭到边防部队的盘问甚至射击。做好了这些防范工作之后，统一社会党的喉舌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离开东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与堕落。”“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虚假的承诺，就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国家，跑去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策划地，这难道不是可鄙的吗？”
但统一社会党很快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他们的“新生活”：1953年6月17日，4万名东柏林工人走上街头，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罢免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东德警察邀请苏军协同镇压，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随后的搜捕又使5100余人牵扯进来，其中100多人被处决。这一事件使得东德的国内矛盾再度激化，不仅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竭尽所能地越境，就连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也动了向西德逃跑的念头。
在“内部边界”已经要塞化的情况下，唯一一条敞开的逃生之路就只剩下了四国分区占领下的柏林。尽管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同样筑起了铁丝网和岗哨，但留下了许多缺口，持有效证件的东柏林居民甚至可以合法地通过检查站进入西柏林。东德人开始拖家带口地穿越这个“小水管”：从1961年1月到6月，经西柏林前往西德的东德公民足足有14万之多，仅7月份一个月就外逃了3万人；自1949年起到1961年夏，东德公民累计外逃35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6。对宣称“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统一工人党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韦拉河上的“内部边界”关卡，摄于1952年刚刚建成时。由于早期边防设施较为简陋，许多东德人从河中游泳进入西德。
他们最终找到了赢回面子的机会。1961年夏，赫鲁晓夫打算给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制造些麻烦，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利用这一契机，开始沿东西柏林分界线构筑围墙。8月13日凌晨，数千名东德人民军和工人战斗队开始在埃森大街、波茨坦广场、勃兰登堡门等主要检查站附近集结，构筑街垒、拉起铁丝网。到当年年底，45公里长的铁丝网和简易砖墙已经演变成为总长达165.7公里、用反坦克水泥构筑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墙的东柏林一侧是宽约100米、埋设有地雷的隔离带，布满了电网、高音喇叭、探照灯、阻拦车辆前进的壕沟以及各种警报系统，然后是一圈禁止东柏林人接近的内墙。在隔离带边缘，卫兵牵着警犬四处巡查，295个瞭望塔和43个地堡里的14000名哨兵时刻处在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向越境者开枪，后来还安装了自动射击装置。
柏林墙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是用来防御西德“法西斯”入侵的，但却完全是修筑在东德境内——西柏林只是东德领土包围下的一块飞地，没有人能从那里派出大军入侵东德；而整条柏林墙全部构筑在东柏林领土之上，甚至特地留出了10多米宽的边缘带。换言之，它除去防止本国公民外逃外并无其他用处。因为墙的存在，有1/3的柏林市民被迫与亲友分离，10万名居住在东柏林、工作在西柏林的德国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1961年8月13日，刚刚开始修建时的柏林墙。背景中可见勃兰登堡门。
讽刺的是，甚至连高墙也没能堵住东德人“向西去”的热情。由于四国占领区存在复杂的交界地带，在靠近西柏林的东德领土上还分布着10块属于西柏林的飞地。其中的一些没有被囊括进最初的隔离墙工程，因此成为绝佳的越境通道。1962年，20多名东德人民军士兵集体逃入施泰因斯图肯飞地（Steinstuecken），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美军哨所和200多名西德居民，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最终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西德。东德当局鞭长莫及，只能把施泰因斯图肯周围的铁丝网也换成水泥墙。东柏林居民进入西柏林的通道自此基本断绝；而每逢特殊节庆，东德当局会不定期地向西柏林居民发放若干入境探亲签证——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对方是来“入侵”的。
再见，昂纳克
对生活在昂纳克（1971—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时代的东德人来说，1970年代初物质条件的改善只是昙花一现。国家安全机构“斯塔西”（Stasi）正在建立越来越严密的监控网络，出生率逐年下滑的困境则使政府力图阻止一切可能的人口外流。东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岛：该国公民获准自由出入境乃至移民的对象国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另外可以持旅游签证短期前往保加利亚、朝鲜、苏联、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只有公务人员和少数已退休的老年人才能获准前往西方国家，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运动会的专业人士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一则笑话说：假使昂纳克同意开放东西德边境，一天后留在“铁幕”东边的就只剩下他和他老婆了。
在柏林墙刚刚筑起的那个阶段，数千名东德人试图偷越还不完善的隔离带，进入咫尺之遥的西柏林。1963年4月，人民军士兵沃尔夫冈·恩格斯从苏军基地偷出一辆装甲运兵车，在柏林墙上撞开一个洞，随后翻墙进入西侧。1987年7月15日，东德青年托马斯·克鲁格驾着运动俱乐部的Z-42轻型飞机越过分界线，降落在驻德英军的加托夫基地。普通人则通过更曲折的方式实施偷渡：挖掘地道，制造热气球，游过穿越分界线的运河，甚至爬过下水道。另一种方法则是以旅游为名进入波兰、捷克等周边国家，随后闯入当地的美国或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这类人士被称为“滞留者”。仅在1976年之后的13年间，就有8700人通过“滞留”方式出走。
但更多的出逃者不曾享受这种幸运。从1976年到1989年，平均每年有2500名以上的东德人出逃失败，他们有的是在偷越围墙时被哨兵打死，有的是在运河中淹死，有的是在划船穿越波罗的海（企图逃往北欧）时被边防军的炮艇截住。1962年8月17日，18岁的工人彼得·费希特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边防军击中，掉落在东侧的隔离带内，挣扎一小时后死去。两名开枪的士兵在两德统一后被判刑。而在毗邻围墙的贝尔瑙大街，每年都会有人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从沿街楼房的高层跳向西柏林，最后警察只能将朝西一面的窗户全部封上。
1961年柏林墙建立后的近30年里，至少有200人在偷越围墙时身亡，3200余名失败者被逮捕，但依然有5000多名幸运儿成功地穿越“铁幕”到达西柏林。更重要的变化是“铁幕”本身的削弱：1989年10月7日庆祝东德建国40周年的游行中，出现了要求昂纳克辞职的示威浪潮；11天后，这位铁腕人物被他的同志们解职，以“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中饱私囊”等罪名开除党籍，移送检察院。11月1日，东德全面开放与捷克的边界，一星期内就有5万人出走。9日晚，政治局委员兼东柏林第一书记沙博斯基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高墙被推倒。仅11月12日这一天，去往西柏林的东德人就多达50万人！
1990年10月3日，德国宣布统一。经历了45年的分裂之后，难民穿越“铁幕”的悲剧终于画上句号。这种曲折而独特的经历，或许是今日的德国在安置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的原因——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那种痛苦，也没有人曾为改变那一切做出过更多的尝试。
1989年11月2日，大批西德青年骑坐在柏林墙上，欢庆柏林边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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