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有7000多新加坡人长居在上海，其中不乏原籍中国、后来移居新加坡的新移民。他们为了生活穿梭新中两地，对国家的情感依归是哪里？
沪上童装店老板娘赖勤（36岁）不久前带女儿到海南岛度假，没想到三岁的小女孩一入住当地的酒店，劈头就问：“妈妈，这是新加坡吗？”
原来，小女孩四个月大时就随家人从新加坡前往上海，对她来说，“新加坡”这个概念就是家人度假的地方，相等于酒店和无数的百货商场。
赖勤说：“我时常告诉女儿她是新加坡人，我不想让她感到混淆，她现阶段的生活应该简单些。”
也难怪赖勤有所顾虑，她与先生的国籍、身份，不是简单的“新加坡人”四个字就可概括。赖勤出生于父母下放的江苏吴江，后来考上南京大学，毕业后数年又到法国修读人力资源课程。
赖勤的先生则在上海出世，大学毕业后到新加坡念传播硕士课程，随后加入了一家外国的新闻通讯社。两人主要基于工作上的方便而成为新加坡公民，却没想到赖勤原来所任职的法国公司不久后又派她到上海工作，夫妇俩就带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一起落“沪”，成为“海归”。
尽管没有具体数据显示像赖勤夫妇持有新加坡护照的“海归”究竟有多少人，但多名在上海工作的新加坡人告诉本报，身边不乏入籍后辗转回大陆工作的人；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后才决定回到上海者，人数相信更多。他们当中，多数人的年龄介于30来岁到40几岁之间，从事不同职业，以在跨国企业任职者居多。
据中国官方统计，长居（至少一年）上海的新加坡人已从2003年底的3000多名增加到目前的7000多名，上海如今已成为最多新加坡人旅居的中国城市。
2006年前往上海工作时，刚好爆发安徽阜阳劣质奶粉造成大头娃娃的事件，赖勤从新加坡带了很多罐奶粉到沪，即便是沪上所售卖的进口奶粉，她都不愿意购买。当时，家里吃的用的都是舶来品，她也不曾到菜市场去，她花了将近两年才重拾对“中国制造”的信心。
赖勤认为，新加坡、中国和欧洲社会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她打算让女儿完成小学教育后，就送女儿到新加坡求学，迟些再送她到欧洲去。“上海的环境不太适合孩子，它显得过于急躁、急功近利，人的情感容易被利益取代。我希望女儿有审美观和正确的道德观。”
中国发展空间较大
有趣的是，赖勤口中“急躁”的这个城市里，却有人过着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上海石窟门建筑和弄堂里数也数不清的小商店，激发了赖勤创业的念头，使她决定放下跨国企业的优差，开了童装店。店里的设计都出自她手，还把创造题材交给美术学院的学生画成一幅幅画，在店里出售。
她坦言，与新加坡不同，中国让人感觉“空白”很多，不是每个人都得按一个成功的模式去发展。中国小商铺租金低廉，制造商网络庞大，便于创业。
赖勤夫妇或他们的女儿的生活经历，都诠释了“世界是平的”的道理：四处留下足迹，却又没有一处可真正称为“家”。
7月中旬、新加坡国庆日之前，本报刊登了一则有关狮城“新移民”的评论，文章质疑新移民的“本土意识”，指出不少新移民成为新加坡公民时，考虑的几乎都是物质上的回报，例如孩子上学能节省多少学费，为自己和家人节省多少医药费，是否能买建屋局的新组屋，能够得到多少津贴，节省多少组屋提升的费用等等。
文章也指出，一些新移民要让家中的女孩成为公民，却保留了男孩永久居民的身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男孩就放弃永久居民的身份，到其他地方去。
文章一经刊登，引发了针对新移民国家认同感的讨论。新移民是否只把狮城当跳板？他们最终的情感依归是哪里？
那么，“海归”的国家认同不就构成一道更复杂的问题吗？
对此，赖勤认为，“海归”对祖国中国的情感因人而异。至于她本人，出外念书和居住了这么多年，她觉得一些观点都有了改变，与在老家南京的父母以及一些朋友的沟通有了些障碍，反而外国人的想法与她更接近。
对她而言，“精神家园”更为重要：“打开一本书，就可以是我的家。”
新加坡市场小发展受限
“对孩子当兵的认同，很多人还是没有的。”
持新加坡护照、任职于跨国化学投资企业上海分公司的高彤博士认为，这是一些“新移民”家庭离开新加坡，到其他国家定居的原因。
44岁的她有三个女儿，就没这方面的顾虑。不过，她还是接受了公司派她到上海的决定，正如她当初毅然前往新加坡一样。
高彤生长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英国深造，后来找到的工作要求她前往狮城。她坦言，当初是基于持新加坡护照方便出行才入籍。尽管她很推崇狮城“居者有其屋”和以公路电子收费（ERP）控制汽车流量等政策，两个孩子还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但狮城市场和人才库毕竟太小，使她与家人于2003年10月到上海发展。
高彤说，在新加坡时，二女儿被测出IQ高，阅读能力也胜于同龄小孩，但有关当局就是不愿意破例让她念较高的班级。她觉得，新加坡可以更灵活地执行一些政策。
华人社会是最终归属
此外，她也认为新加坡本身就是个品牌，应该把更多诸如交通管理、食品加工和净水技术等输出。“新加坡政府花了很多精力吸引外来人才和国际大公司，但国际大公司不把总部设在新加坡，新加坡也还是可以跟它们合作。如果海外有新加坡中心，我们也非常乐于作出贡献。”
至于国家认同，她认为，唱国歌等同形式，强烈的新加坡感觉并不重要。
高彤的丈夫沈志军（45岁）及三个孩子都持有英国护照，但沈志军强调，他的归属是华人社会，而不是狭窄地限于某个国家。“对比英国和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就觉得自己是主人，不是二等公民。”
同为新加坡籍“海归”，也同样是40岁的杨建国和瞿晓媛，都因为到了狮城工作后，喜欢上这个安全、稳定的国家，而决定入籍。他们也同样因为工作需要重返中国。
找对发展定位 两地都是“天堂”
在新加坡上市公司就职的杨建国时说，经常被要求比较新中两地。“刚开始时，由于了解还不深，总是恭维所处的地方和人，来个‘皆大欢喜’。随着在两地生活时间长了，就很坦然回答：两地其实都有优胜的地方，任何人只要找对自己发展的定位，两地都可以是‘天堂’。”
杨建国出生于广州，他说，个人计划大都依附公司的计划，没给自己定下在上海逗留多久的期限。“在中国的大街上，没人认为我是外国人；新加坡朋友来看我，我认为他们至少认同我是‘半个跟他们一样的新加坡人’，所以我在感情上并没有特别偏向中国或新加坡。我还没想好今后停留的地方，新加坡、上海都可能是我的选择。”
至于瞿晓媛，她特别欣赏新加坡实事求是、不需要很多人际关系就可谈成生意的作风。她目前在沪上打理由国际医疗专家（大部分为新加坡人）管理的医院，希望把新加坡好的做法推广开来，包括详细地向病人分析病情及鼓励病人定时检查身体。
尽管家人都在中国，祖籍宁波的她早把新加坡当作家和退休的地方。
“新加坡机场‘欢迎回家’的牌子，让人感到亲切。虽然在上海居住，我一回到新加坡，就会买很多东西，就还是信任它们的品质。”
作者为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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