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当难民危机愈演愈烈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毅然敞开国门，因此被称作“欧洲母亲”，德国和欧洲随之被一波波难民潮冲刷。今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后，危机有所缓解，但前10个月仍有至少3800名难民葬身地中海。有评论称，难民危机将拥有28个成员的欧盟拖入持续的紧急状态中，而收容难民最多的德国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全国洋溢的“欢迎文化”早已不被提起，默克尔虽在争议声中挺了过来，其难民政策已与当初相去甚远。但德国毕竟在难民问题上走得最远，在难民融入上的“实验”也很有启示意义。笔者不久前赴德国几座城市进行两周时间的调研，发现那里的难民问题依然严峻，或是悬在德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偷偷溜进难民营
笔者主要走访了康斯坦茨、柏林、慕尼黑以及波恩的数个难民营。在康斯坦茨，笔者住在难民营旁边的一个公寓里。这里的难民营是由一个遭遇火灾的游泳馆改建的，比较封闭，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不让人随便出入，因此鲜有当地民众进入难民营。
笔者与难民营周边路过的民众交流，他们大多数对难民的处境表示同情，与此同时又不大愿意与难民交流。一天早起散步时，笔者遇到一名戴着鸭舌帽的叙利亚难民，是一个18岁左右的小伙子。交流发现，他的英语说得很好，询问得知他在叙利亚接受过较为完整的教育。小伙子对在德国的生活环境比较满意。
在这名年轻难民指引下，笔者偷偷混入难民营，看到里面是白色的简易房子，很宽敞，类似大学的集体宿舍，床铺大多是上下铺铁架的床；有公共活动空间，有隔断。根据笔者的观察，隔断是用密度板制作。难民营中也有德国政府以及民众捐赠的家具、冰箱、洗衣机和音响设备等。笔者还看到一些小孩在玩耍，一些40到50岁的难民在晒太阳或聊天。他们对笔者的到来既好奇，又谨慎，直勾勾的眼神令笔者有些紧张。
这里容纳了几百名难民。在攀谈中发现，不少人庆幸自己有了安身之所。笔者问他们是否愿意在叙利亚战事稳定后回国，相当一部分人给予肯定回答，但也有部分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据一名长期居住在康斯坦茨的朋友说，在难民营附近的许多超市可以看到难民购买日用品，但大多不易交流。随着时间推移，许多难民很快有了转变，融入当地，找到工作。但一些年长者只能依靠救济金生活，加上语言不通，只能待在难民营中无所事事。
慕尼黑是笔者的第二站，这座城市是难民的重要中转站。在当地的难民安置点，笔者走进了那里的融入课堂，即“欢迎班”，难民们在此学习德语及德国文化知识。笔者和一个10岁孩子阿卜杜拉进行了交流。他抵达德国才4个月，但已经能用德语打招呼，掌握了许多基本单词。与他同时上课的难民小孩多数和他一样进步神速。
笔者看到，这里的教学设备相当简陋，许多教室连基本的投影设备都没有，但孩子们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珍惜，都想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在融入课堂上，也有4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难民，由于年龄原因，他们学习德语的速度和效果明显要比年轻人差。这给负责授课的教师带来许多困扰。据了解，难民营的德语教师除德国政府安排的之外，许多是志愿者，但难民人数太多，德语教师供不应求。
被高估的“融入成功”
来自康斯坦茨大学的杨祺轩在德国新闻局实习期间一直关注难民问题。他与笔者一同走访发现，来德国的叙利亚难民整体素质不错，学习几个月的德语水平甚至超过许多在中国外国语学校学习了几年德语的学生水平，而且他们对于积极融入德国充满信心。
我们观察发现，20岁以下难民融入进展很快，加上大多数人很勤奋，他们如果融入成功，很有可能成为德国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毕竟德国目前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虽然如此，对于40岁以上的难民而言，融入是个大难题。除了学习融入课程较为困难，他们还需要通过德国的工作认证法来界定他们的工作能力。这些难民是未来德国的大难题。年轻和年长难民之间的差异，将在今后一些年逐渐拉大距离，导致新一轮收容分配不均。这一潜在隐患距爆发可能并不太远。
除此之外，从调研情况看，来德国的难民如果是叙利亚人，往往大多数素质不错，毕竟叙利亚战乱的时间不算长，逃到德国的难民许多是医生、公务员、律师，他们的下一代素质也不错。而潜在问题较多的是来自其他长期战乱地区的难民，比如阿富汗和索马里，基础薄弱导致他们融入缓慢，甚至由于缺乏生存技能，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德国人的情绪也在变。笔者走访发现，总的来看，德国民众对于难民仍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康斯坦茨难民营附近，当地居民写的“欢迎难民”标语依然存在。然而，百万数量的难民涌入，数次小概率治安事件的发生，以及法国遭遇的恐怖袭击等，使得德国人或者谈难民色变，或者开始反思。
在与德国民众的交谈中，笔者注意到一部分人明显排斥这个话题。像康斯坦茨的难民，实际上是经过二次筛选而来，素质相对较高，即便如此，当地人也难掩忧虑情绪。柏林的公共交通一向发达，没有安检，无人售票，如今部分柏林人在担心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持续。夜里出来喝啤酒时，听到德国人偶尔抱怨安全感在流失，更担忧融入困难的难民会不会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许多人也担心宗教和文化差异带来冲突。在科索沃战争中，教派分歧引发的战争导致许多人开始对信仰产生动摇。综合来看，德国依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星期天晚上不许跳舞，周日大多数地方不营业。难民涌入带来的宗教信仰冲突短时期内看不出太大的问题，但百万级的涌入人口中难免会有不少“出格”人员。
“阵痛”还是“恶性循环”？
平心而论，从教授语言文化，在全德范围内推行辩论赛，到分散安置，默克尔政府做了一系列工作希望解决难民的融入问题，并且取得一些成绩。如德国官方日前所公布的，约90%的外籍儿童可以上全日制幼儿园，有移民背景的高中毕业生人数有所增加。
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一开始许多人不敢反对，怕被说成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然而由于涌入人数众多，难民素质参差不齐，而且很难排除有恐怖分子混杂在难民队伍中进入德国。笔者调研期间，多次遇到难民模样的人锲而不舍地讨要钱物，这种情况据德国学者讲在以往极为少见。
有许多建议认为，应把难民看作个人，而非群体。确实，难民涌入与恐怖主义没有直接联系，个别难民犯罪不能归罪于全体难民，然而处于神经脆弱期的普通德国人，很难承受一次次打击。
一部分学者坚定地认为德国社会最终可以消化难民危机，就算如此，这一过程给德国带来的“阵痛”估计会持续很长时间。德国官方报告称，德国已经有44万名儿童在家中不说德语，而且这一趋势在不断上升。德国第二电视台发布的最新调查发现，58%的民众把难民及社会融入视为德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除了加强和其他国家的通力合作，也许德国更需要寄希望于叙利亚尽快稳定。据统计，2016年11月，德国收到的难民申请为2.6万份，同比下降54%。但不变的是，大部分申请者仍来自叙利亚。
在柏林市区，一个难民营与周边德国民众的房子连在一起，几乎看不出差别。只是，很多难民从阳台上向下探望，好像在看风景，但他们的面孔及他们脸上的警惕定格在笔者脑海里，好像在提醒着他们的身份。▲
（作者是华侨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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