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美国奥兰多发生了该国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得知凶手奥马尔·马丁（Omar Mateen）的背景后，多数媒体评论集中在他的穆斯林身份、家暴丑闻或反同性恋倾向上。我则不由得感慨：“又是个第二代移民！”影片《大话西游》里有句台词：“为什么要说‘又’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又”字有多了得。
可怕的“移二代”
“第二代移民”译自英文“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意指在本国成长的外国移民子女，其双亲至少有一方在国外出生。比如马丁的父亲就是来自阿富汗的第一代移民。仿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们不妨称他们为“移二代”。九一一事件的劫机犯确系居住在西方国家的阿拉伯留学生，去年11月巴黎恐袭案的主角则大都在欧洲的穆斯林社区长大。
往前追溯，2004年谋杀荷兰导演的凶手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是摩洛哥裔的移二代；2005年的伦敦爆炸案中，四名案犯有三人是出生在英国本土的移二代，另一人从小在英国长大；2015年1月法国“查理事件”的主犯考奇（Cherif Kouachi）出生于巴黎北郊；当年12月美国加州圣伯纳迪诺的枪击案主犯法鲁克（Syed Farook）则是出生在芝加哥的巴基斯坦裔移二代。移二代参与的恐怖事件如此之多，以至于有反恐专家将他们总称为“国产暴力极端分子”（homegrown violent extremists）。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中，恐怖分子大都来自贫穷落后的中东国家，他们宗教信仰狂热，作为难民潜入西方世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大多数既不贫穷，也不无知，更不需要移民。法国学者罗伊（Olivier Roy）专门研究当代伊斯兰文化，他分析法国的圣战分子（jihadist）背景后，发现其中大部分人属于父母较为世俗化的移二代，或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本土法国人。伦敦皇后玛丽学院（Queen Mary College）的研究人员同样发现，圣战分子多来自在家讲英语的穆斯林富裕家庭，他们通常拥有一个大学本科文凭。“年轻，有钱，受过高等教育，这些都是（成为恐怖分子的）危险因素”。简言之，恐怖分子不仅是“移二代”，还是“富二代”。拉登本人就生于沙特富商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熟悉西方文化。
照常理来说，第一代移民来到发达国家，辛辛苦苦谋生扎根，他们对主流社会的抱怨应该更多才对。第二代移民出生时，父母已经略有积蓄。他们从小生长在西方社会，融入多数族裔障碍更少。为何这一代反倒容易被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所利用？人们常用“穷凶极恶，丧心病狂”来形容恐怖分子，然而道德水准和心理问题很难充分解释他们的极端行为。许多恐怖分子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充满了正义感；如果你有机会同他们交谈，很可能会发现这些人心智健全，没有什么精神疾病。
若想深刻理解恐怖主义，我们最好将那些劫机犯和枪击者当作正常人看待。想象你我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中长大，也有可能成为圣战分子，我们才能探究问题的根源。第一代移民不论在国外生存多么艰难，大体保有了所在族群的传统文化。与父辈移民不同，移二代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却相当疏远，其行为也不会受其价值观束缚。虽然他们更熟悉西方社会，却不能像本土居民那样完全无碍地融入主流。作为夹在两种传统之间的文化混血儿，他们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远大于第一代移民。这一问题在家境较好的移民青年中尤其严重，多半因为中上层移民更接近主流社会。
面对身份认同危机的选择
让我拿自身经历作个例子。我父母都是地道的陕西人，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我便在那里出生长大。从小我便意识到家里和外界属于两种文化，在语言、饮食和习俗上均有一定差别。作为由秦入晋的一名“移二代”，我能听懂两种方言，却不会说其中任何一种。我疏远了父辈的陕西文化，与山西文化也有所隔膜。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地道的山西人，更不是地道的陕西人。在大学里参加老乡会活动，我在这两省的同学中间从来没有感到全然自在。
相比于文化差异较小的山西和陕西，跨越洲界的两种文明大为不同，它们带给移二代的心理冲击也远为强烈。移二代们在家中习得的行为规范，在外部世界中得不到认可，甚至会遭到否定。我读过一本移二代写的自传《偶然生为亚裔人》（The Accidental Asian），作者是美国某智库的华裔研究员刘柏川（Eric Liu）。他回忆起幼年被白人小朋友邀请去家里吃饭，因为不知如何使用餐具而感到战战兢兢。另一方面，中国在他眼里只是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他甚至不能熟练地讲几句汉语。由于文化上的无所适从，第二代移民迫切需要回答“我是谁”这个基本的身份认同问题。
如果今天的西方政府像传统帝国那样统治不同族群的子民，移二代的认同问题便不会存在——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属于自己的封闭社区就好。然而，移二代生活在西方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鼓励个性解放、社会流动和自我实现。那些找不到文化归属的无根者同样要求自己的身份能够被主流社会接受和承认。他们在困惑和焦虑中容易寻求有极端倾向的三种出路。一是摆脱自己的族群文化，将自身彻底西化。我在美国曾碰到一位中国留学生，她极其渴望获得绿卡和公民身份。在我与她短暂的交谈中，她不愿讲哪怕一句中文。西方有些移民比本国居民显得更为保守，“比美国人还美国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二是回归本国的身份认同，转而成为意识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亚洲的近现代史上，菲律宾的黎塞、中国的孙中山、印度的甘地和越南的胡志明都有过在国外生活的长期经历。作为本民族最国际化的人物，他们并非偶然才成为“国父”。三是走向激进主义，寻求一种普世性的身份认同。许多移民会发现，即使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也走不通第一条路，他们仍然被主流社会看作“非我族类”的少数群体。有些人便转向了第二条路，但这对在国外成长的第二代移民仍然困难重重，于是第三条路便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身份选择。
看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读者一定还记得主人公乔峰的悲剧故事。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乔峰最后通过自杀来解决认同危机，恐怖分子则选择攻击主流社会，或者与袭击目标同归于尽。与乔峰生活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世界有多种激进主义提供“我是谁”的答案选项，比如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这些主义的最终目标均黑白分明地指向解决全球政治的终极问题，从而赋予其信仰者某种普世性的身份。例如，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并不要求恢复传统的穆斯林文化，而是号召通过圣战开创人类的新纪元。圣战分子因而可以将自我想象成“历史的终结者”，摆脱了先前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焦虑感。他们同时通过加入恐怖主义组织获得某种归属感，而主流社会在这些方面未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马克思曾富有洞见地指出，人类的异化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如果我们不仅仅着眼于阶级视角，而将异化宽泛地理解为对自我属性的疏远和否定，那么第二代移民的认同问题也属于一种异化现象。恐怖主义应当被看作一种现代性危机，而不是伊斯兰古老文明的必然产物，这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并不必然导致纳粹主义。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所言：“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现代身份政治的体现，而不是传统穆斯林文化的诉求。”
不是穆斯林惹的祸
关于移二代的认同危机理论可以推广到留学生，第一代移民，甚至土生土长的西方人。泛而论之，欧洲和亚洲的传统社会在20世纪早期经历现代化进程时，也出现过一批激进主义分子，如无政府主义者就喜欢采取暗杀和爆炸等恐怖主义行动。现代性这股风水轮流转，今天轮到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人了。
英国迪莫斯智库（Demos）的研究员巴特莱（Jamie Bartlett）认为，当代恐怖主义 “与其他反文化的颠覆性团体具有极大相似性，它们大多由愤怒的年轻人组成”。那些受到现代性冲击最大的阿拉伯青年——欧洲的移民二代和本国的社会精英，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对本国不满的西方人，都容易被动员成为实际或潜在的圣战分子。其他族群的移二代虽然也有异化问题，可他们的父母来自高度现代化的地区或文化相近的地区，认同危机没有穆斯林族群那么严重。
恐怖分子具有多重身份，如在奥兰多一案中，马丁同时属于持枪者、反同性恋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我们可以根据每种身份建构一种理论，以此解释他们犯案的动机和条件，并提出具体的反恐政策。在不少政治学家眼中，身份认同危机理论是其中最具有解释力和政策意义的。它强调恐怖分子采取暴力行动，并非因为接受伊斯兰教教义，而是由于对主流社会的伦理观丧失信心，于是另寻精神寄托。罗伊在《全球化的伊斯兰》（Globalized Islam）一书中对这一机理进行了充分阐释。在他看来，与其说恐怖主义是伊斯兰教的激进化，不如说它是激进主义的伊斯兰化（Islamization of radicalism）。
然而，我们往往习惯于将文化背景相同的人们归入一类。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爆发了致死33人的校园枪击案。起初警方尚未确定凶手的韩国裔移二代身份，媒体只提到他是个亚裔男子。当时我正在弗州留学，将这一消息告知我的几位白人室友。其中一人立即指着我大声说：“滚出去！”（Get out！） 尽管我知道他在开玩笑，仍为他将凶手和我看作一类人而吃惊。今天很多西方人将穆斯林信徒和恐怖分子视为一类人，并将极端行为归因于其宗教背景。其实比起中东世界的同胞们，移居发达国家的穆斯林要世俗化得多。2008年英国军情五处的一项调查表明：“（恐怖分子）远非宗教狂热信徒，他们中很多人并不定期修行。”
在圣伯纳迪诺枪击案发生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主张禁止一切穆斯林进入美国，并且获得了相当比例的民众支持。欧洲某些右翼政党也提出了类似这位煽动家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一移民政策若得以施行，不仅找错了目标，而且适得其反。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一些州因为“伊斯兰恐惧症”神经过敏，出台了一批歧视性法案，结果导致穆斯林在这些州比其他州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更低，如英语更不熟练，生育率也更高。《麦加与主街》（Mecca and Main Street）一书的作者阿卜杜（Geneive Abdo）发现，美国的歧视性政策促使穆斯林移二代加强了对自己族群的认同感，在某些方面尤甚于父辈移民。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为了生活在一个高速增长和流动的全球化世界，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认同危机正是其中之一。在跨国迁移持续增长的今天，第二代移民仍然会不断降生在西方国家。移二代的社会融合恐怕才是反恐专家需要长期面对的政策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西方国家政府和穆斯林社区的双重努力，所幸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搞清了恐怖主义产生的实质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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