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爆发震惊全球的《查理周刊》惨案——12人因该刊用漫画形式讽刺穆斯林先知而被两名北非裔移民青年枪杀。事后法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恐示威游行。反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出恐怖主义背后的根源——由来已久的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对法国社会的融入困难，唯有正视该问题并设法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方能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从根本上杜绝此类行径。
移民和移民问题的由来
一 、移民的由来
法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分别是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工业革命时期、一战之后和二战之后。三次移民都出于人口和经济目的，即缓解人口特别是劳动力的不足。前两次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地区，第三次主要来自非洲的前法国殖民地。
目前的移民可追溯至二战后，当时法国为重建经济，从前北非殖民地引进了大批青壮年劳工，以补充国内劳动力的匮乏。后法国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辉煌的30年”(1945—1975)， 经济飞速发展，对移民劳工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移民汹涌而入，在法国和故乡之间如候鸟般往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法国经济由盛转衰，劳动力由不足转为过剩，特别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采矿、冶金、纺织等大量依赖移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倒闭，法国遂停止了移民，之后又鼓励移民返回原籍，但效果有限。到70年代后期，在民权运动的兴起下，法国出台“家庭团聚政策”，准许移民家属赴法。从此，移民家属逐步取代青壮年劳工，成为移民法国的主力。随着家属的到来，移民逐步从客居转为定居，在法国生儿育女，繁衍生息。这段历史造就了法国移民的两大特点：第一，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裔移民即穆斯林移民占据多数。第二，移民后代，即生在法国长在法国的移民子女在数量上超过了移民。法国权威机构一次名为“法国的移民和移民后代”的调查表明：截至2008年，在法国共生活着逾530万移民，占法国总人口的8.4%，其中三分之二出生于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法前非洲殖民地；其后代约为670万，占法国总人口的约11%，超过了移民本身，使法国成为欧盟内第二代移民在比重和数量上均占首位的国家。移民后代的最大特点是年轻，他们中13.5%的人年龄在25—54岁之间，逾40%不足35岁，大大高于非移民人口的该比例(25%)。
二、 移民问题的由来
在“辉煌的30年”间，移民是“可见性”很差的边缘群体，几乎不曾引起有足够消化能力的法国社会的注意。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过剩和妇孺等非劳动人口的到来及定居，法国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和吸收能力大不如前，移民遂成为“包袱”，逐渐引发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持续至今，并且随着法国经济的持续萧条和失业率的屡创新高而不断发酵。最初移民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如“和本地人抢饭碗”、搭福利便车和犯罪率高、恶化治安等；后又上升至“威胁法兰西民族纯洁和文化特性”的层面。有些问题如“和本地人抢饭碗”、“威胁法兰西民族的纯洁和文化特性”等主要是政客，特别是以仇外排外著称的“极右势力”出于拉选票目的的夸大其词，在现实中不一定站得住脚。因为移民主要就业于为本土居民所不屑的脏、累、差的底层行业，这些行业即便是在失业率持续高企的今天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佣工荒”，基本上对本地人的就业构不成威胁，反之倒是移民由于种种因素而成为失业的主力军。另外一些问题则有着深刻的根源，直接或间接地与移民对法国社会的融入状况有关：如搭福利便车，在和移民生育率偏高有关的同时也和就业水平偏低、经济状况较差有关；犯罪率高、危害治安则和移民对主流社会的融入失败直接相关。
移民问题的根源
移民特别是移民后代的融入失败是法国移民问题的主要根源。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移民及其后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与排斥，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一、经济社会层面的歧视与排斥
移民在经济领域属于贫穷的弱势群体，就业难度大，是法国失业率最高、收入最低的人群之一。《移民与移民后代》的报告指出，移民特别是青年移民的失业率远超本土居民；在某些移民聚集区，青年失业率超过40%，是法国平均数的两倍；非洲籍移民后代的失业率尤其高，是非移民后代的三倍。在某些老工业基地，如亚眠，由于传统工业的倒闭，移民失业率高达45%，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处于长期失业状态。[2]移民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其二，掌握的社会资源偏少，缺乏职业引导、推介等有效就业途径；其三，受到歧视。尽管法国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实际上隐性歧视普遍存在。如调查表明，若一份求职表上的姓名带有明显的阿拉伯色彩，则其获得面试的机会比正宗的法国人名要少得多。
在社会层面，移民基本上属于社会底层，他们大多聚居在远离主流社会的城市郊区，缺乏与本土居民的交流互动，沦落为被遗忘的边缘群体。这种局面的形成和法国最初安置移民的方式有关。二战后法国社会普遍将来自北非等地的“外来务工者”视作“暂时需要、临时逗留、迟早要离开的过客”而集中安置在郊区的简易客栈、工棚等临时性驻地；移民家属到来后则定居在面向低收入群体的郊区廉租房，致使移民群体长期与主流社会相隔离，形成了高度封闭的移民街区。[3]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移民子女的教育：法国在基础教育领域施行“就近入学”原则，在该原则下，移民子女只能就读于师资力量远弱于本土街区的移民街区，并且受家庭经济条件所限，难以通过移居主流街区而进入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学业失败率高于本土居民子女。基础教育的不公又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不公。调查表明，作为草根阶层，移民子女进入名校、从而获得较多较好就业机会的人数远少于主流特别是精英家庭的子女。
经济和社会维度的融入困难互为因果、互相作用，使移民陷入了贫困代际相传、阶级日益固化的恶性循环。就业困难导致移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条件难获改善，进而导致移民子女难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凭此获得好的就业、提升社会等级。移民子女看不到出路，便通过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来宣泄对主流社会的不满，把移民街区变成了犯罪率高、治安差、让人望而却步的 “问题街区”，加剧了它的封闭和走向贫民窟的速度。移民街区的闭塞和欠安全反过来又制约了它在教育领域的改善——没有教师愿意执教于这样的街区?
二、文化层面的融入失败
移民的融入困难突出体现在文化层面。法国对移民施行同化政策，即不承认移民的少数族裔地位，要求其放弃文化和宗教特性，整合进主流民族，认同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该政策脱胎于大革命时期法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即法兰西共和国的过程中所确立的“共和同化”原则：当时的革命政府因担心地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和分裂主义倾向而禁止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世俗化和强制推广“国语”——法语等文化建构手段来推行一元文化，以达到弱化地方和族群认同、培养共和国归属与认同的目的。典型的例子是对位于西部边陲的布列塔尼[4]采取了坚决的“去布列塔尼化”和“语言清洗”运动，强迫布列塔尼语退出中小学教育，用法语取代之。“同化”政策对克服法国境内的离心倾向、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鉴于此，法国直到2008年都不承认境内的若干少数民族语言，长期拒绝在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宗旨的《欧洲地方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上签字。大革命还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杜绝按照族裔、宗教等属性将国民划分为多数和少数。
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同化”即“法国化”成为法国对待包括移民在内的“他者”的基本态度。但是，宗教和文化有着天然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内化于相关族群成员的血脉之中，很难人为抹去或者在短期内强制改变，因此“同化”政策尽管在历史上对于和法国同宗同源的欧洲籍移民而言较为有效，但是对在宗教和文化传统上与法国大相径庭的穆斯林移民而言则基本失灵。穆斯林移民同化起来较之欧洲籍移民困难得多，引起法国社会的不安；穆斯林移民的一些传统或习惯，尽管只是一部分人乃至少数人的习惯，如戴“穆斯林头巾”[5]，在部分政客出于选战目的而进行的放大和渲染下，成了对共和国“世俗化”的主流价值观的不认同乃至挑战，引起法国社会“法兰西行将穆斯林化”、“伊斯兰将消解、颠覆西方文明”的担忧并被立法严禁，引发了穆斯林移民的普遍不满和抗议，导致了他们和主流社会的对立。
三 、移民后代的认同困难
上述不同维度的歧视和排斥相互作用，共同将移民推向了法国社会的边缘。需特别提起注意的是，已占法国人口11%且年轻化程度最高的群体——移民后代对法国社会的融入程度堪忧，和其父辈相比没有明显改善，不仅继续在就业、文化等领域遭遇歧视和排斥，而且有三分之一的人陷入了身份认同困境，这是他们和父辈的最大不同。第二、三代移民生在法国长在法国，操流利的法语，在母国和迁入国之间更认同后者，90%自视为法国人，有强烈的融入意愿，然而仍难以摆脱“非我族类”的“他者”身份，从而陷入了回不到故乡又融不进他乡、失去旧身份又难构新身份的困境。他们和主流社会的关系更像是泾渭分明的“我是我、你是你”的嵌入，而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但另一方面，他们生长在法国，在共和精神的熏陶下，权利意识萌发，追求自由、平等、尊严、尊重和认同，在这些诉求无法经由正常途径达致的情况下，便容易走向极端，滋生出强烈的反社会心理，特别是受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蛊惑，通过暴力手段来报复社会、宣泄不满。《查理周刊》血案和此前轰动一时的巴黎郊区骚乱(2005年)[6]，以及规模较小的亚眠骚乱(2011年)等，都是证明。
因此，杜绝类似《查理周刊》血案的恐怖主义行径，需从根源着手，在了解穆斯林移民的经济社会处境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破除歧视和排斥，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维度促进移民的全面融入。特别是反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元同化模式，该模式因忽视多元文化和族群差异的复杂性而不再适应当今多元文化并存且多样性日益突出的社会现实，撕裂了法国社会。可借鉴他国经验，变改造、同化少数族裔为适当尊重其差异，平等、包容地对待不同的民族与文化，通过对话而非生硬打压将多元文化共存变为共融。
有研究表明，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定就业和收入的穆斯林移民后代正逐渐转变观念，追求生活品质，在生育率上和法国本土居民趋同，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融入是解决移民问题的上策，并使极右势力所鼓吹的也是本土居民最担心的穆斯林将通过高生育率把法国变为“法兰西斯坦”的说法不攻自破。
(文章摘自《当代世界》 2015年第3期 作者彭姝祎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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