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把双刃剑。”近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但城镇化面临着四大风险——农民市民化困难、用地模式粗放、城市开发强度过大、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
公共服务没有均等化
自1978年以来，城镇化率以年均1.02%的增速发展，到2013年，实现了从17.9%到53.7%的提升。现在不到4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均等化，社会保障没能惠及农民工阶层。
韩俊举例说，作为劳动力流入大省，广东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337.8万人，占全国的20%以上。根据广东省教育厅测算，如果将目前民办学校的162万义务阶段随迁学生的3/4转入公办学校就读，年度生均公用经费需要43亿元，年度教师经费需支出130亿元，合计173亿元。
韩俊表示，2011年，中央的奖励补贴只有5亿元，与实际需求差距太大。更何况，为此广东需新增学校建设用地2.2万亩，一次性建设投入200亿元。基于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财政分担机制尚未建立，“地方政府在流动人口服务上表现出‘不得不做，不可多做’的复杂心态。”韩俊说。
在谈到户籍制度改革时，他说，改革的方向是注重社会公平，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一些不平等待遇和差距，逐步创造居民自由迁徙的公平环境，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
中央转移支付与承载外来人口挂钩
此前，有机构估算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融资需求在50万亿元左右。不过，国研中心两个课题预测的结果则分别是21.84万亿元和27.15万亿元，前者基于市民化人均成本测算，后者基于投资需求测算。
韩俊表示，按照现行办法，城镇化的庞大投资需求难以满足。主要表现在地方融资平台自身风险偏大，融资能力难以扩大；市政债发行尚存在法律等限制，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在现行体制下民间资金很难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如何解决呢？韩俊说，建立合理分担机制和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要合理分担这部分成本。从中央财政讲，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应该与各地吸收和承载外来人口的数量挂钩。
韩俊继而表示，另一方面，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管控，扩大市政债发行规模，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受限制产业的投资，对于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
“如果我国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如果急于求成，片面追求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则会面临巨大风险。”韩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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