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居在城区和郊区，已经成为广州市的一个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合法居留还是非法居留，这些来到广州并定居在这里的非洲裔外籍人口都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看待这个群体，如何面对可能引起的新问题，既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既不能有畏难情绪，采取自由放任、不管不顾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堵截、打击政策。这既是一个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甚至还可能引发政治层面的问题。笔者于去年12月份到广州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调研，对于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做以下罗列。
一、原住民认同障碍
黑人的聚集对于原有社会的居民来说，是一种突生社会结构，会令本地民众产生一定的认同障碍和文化震惊。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关系相对简单的国家和社会，大量的外籍人口聚居空间的出现，使得原有的社会空间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这个过程发生较快，对于原有社会的居民来说，是一种突生社会结构，会令本地民众产生一定的认同障碍和文化震惊，接受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而能否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则取决于这个过程中外籍人口与本地人群之间族群关系的发展。广州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集在特定区域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种族问题的隐患
当这种聚集产生一些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并带来利益竞争时，反应会更加强烈，也容易埋下日后种族问题的种子。
尽管广州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开放性、国际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城市，但非洲裔外籍人口聚居与本地人所形成的一种族群关系对于现代的广州来说也是一个新生现象。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情况，也不同于今天国内各民族之间相处的关系。这种新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这个新型的族群关系，是基于种族关系的。
非洲裔外籍人口在身体上与中国人具有根本不同的种族特征，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像生物界的物种外侵时一样，本地人具有一种本能的应激和反应，尤其是当这种聚集产生一些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并带来利益竞争时，反应会更加强烈，也容易埋下日后种族问题的种子，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社会反应过程，因此不得不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这种基于种族关系的新型族群关系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及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部门的立场、态度和措施。
三、国际人口非法迁移
在非洲裔人口聚集区，形成相对排他的社会空间时，客观上也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提供了一种社区和群体的掩护。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所谓外籍人口迁移中的“三非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应对这种情况，但是效果却十分有限。对于我国民众来说，从国内偷渡到国外，或者非法居留国外发达国家等诱发的案件屡见不鲜，而对于外籍人口偷渡到国内或者在国内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则相对陌生。对于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来说，对于此等情况的处理和应对也尤其缺乏经验。
从有关官方部门的统计来看，目前广州居住的非洲裔黑人大多是持我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签发的旅游、学习、访问或工作签证合法入境的外籍人士，还有一部分是入境后签证过期造成非法居留的，也有一部分是有意过期滞留或故意遗失、损毁护照、签证等入境身份证件非法居留的，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非法偷渡入境的非洲裔外籍人口。
据有关学者和媒体调查，现在广州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尤其是当非洲裔人口开始形成聚集区，形成相对排他的社会空间的时候，它客观上也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黑人提供了一种社区和群体的掩护。由于非洲裔人口相对突出的身体特征，他们在本地居民区出现和活动时非常易于辨认和发现，而在黑人聚居社区活动则很难发现；同时，非洲裔外来人口之间也常常互相掩护，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同胞提供各种帮助、交流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非洲裔人口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这种情况使得警方打击非法移民的工作异常困难。
此外，大量聚居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很容易形成一种社会生态结构，也容易产生有组织犯罪和组织化的非法移民活动，这就为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外籍人口管理和城市社区管理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四、城市资源新压力
人口密集使得社会公共空间也变得拥挤不堪,而很多本地人希望能够与非洲裔外籍人口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近1400万的城市人口使得城市管理具有极大压力，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显得十分紧张和缺乏。尤其是非洲裔外籍人口不同于一般国内的流动人口，巨大的身体、文化和心理差异使得他们对城市管理、资源配置和社会环境有着特殊的需求。
首先就是语言方面的需求。多数非洲裔外籍人口不懂汉语，甚至大部分也无法使用英语交流，他们当中很多人说法语、阿拉伯语或者自己的民族语言，更多的时候其中一些人还是使用土著语言。这样要满足与这些人口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中的沟通需求，就需要大量能够用外语交流的管理人员。在登峰宾馆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越秀区登封街境外人口管理站的标牌目前也是使用汉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标示，其中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可以使用这些语种工作的。但总的来说，无论是警力还是其它部门的管理人员，精通外语并能够与非洲裔外籍人口沟通的各类人才的缺乏和准备不足依然是城市管理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其次是城市硬件资源配置和生活空间紧张的问题。大量涌入的外籍人口在这里出入、活动和工作，使目前这些社区本来就颇为紧张的硬件设施配置显得格外紧张，人口密集使得社会公共空间也变得拥挤不堪。目前公众对非洲裔外籍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是“不讲卫生、体味重”，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被访者都提到过这个问题，很多本地人不愿意与非洲裔外籍人口同时使用电梯，并希望能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在三元里地区的一些非洲裔外籍人口居住的城中村，一些基本的社区卫生条件还无法很好保证，社区环境脏乱差，垃圾处理也不及时；由于警力有限，这些地区的社会治安条件也得不到保证。此外，还有诸如面向外籍人口的社区医疗和城市医疗服务的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等等。这些都凸显了大量非洲裔外籍人口聚集对当前广州城市管理和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新的压力。
五、群体权利需求以及其它
不仅会争夺部分就业机会，在非洲裔人口内部也会产生各类犯罪，甚至是涉黑组织。
在当前国际移民的新形势下，还会产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对于政府、城市管理者、本地居民和公众来说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社会对此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应付措施。
在这些新问题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格外注意。其一是，外籍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非法就业”问题凸现，外籍人口的非法就业可能会出现与本地人竞争有限就业资源的问题。在白云区的永平街仓库集中区出现非洲裔外籍人口与外来农民工抢夺搬运工作的问题。
此外，新的人群的新的服务需求也在改变一些传统的农民工就业结构。如很多中东人开办的面向外籍人口和非洲裔的餐饮、咖啡馆等服务机构也更多地雇佣来自宁夏或新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不是广州最大量的湖南或四川的农民工。天秀大厦下面的快餐店、咖啡馆以及登峰宾馆附近地区的很多餐饮店都是这样。
其二是，很多非洲裔外籍人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广园西路调查时就发现在这些区域活动或工作的非洲裔人口中很多都是来自北非、西非的穆斯林。在天秀大厦，我们可以看到由广州伊斯兰协会张贴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广州地区每日五时拜时间表》。在这些区域集中活动的非洲裔穆斯林、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人以及来自中国宁夏、新疆的穆斯林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穆斯林”社区，这种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认同性社区会改变原有的社区结构和城市文化，也会形成许多新的需求，需要慎重对待。
其三是，跨国犯罪在走向组织化和集团化也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跨国犯罪是国际移民的伴生问题，随着境外人口大量入境，在这些外籍人口集中的社区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据有关研究者的研究，目前居住广州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帮派等涉黑组织；此外，传统的国际性难题“黄”、“赌”、“毒”在这些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地区也不容忽视。
如2008年6月9日《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以“黄流涌动城中村”为题报道了外籍人口、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登峰街辖区存在严重的涉嫌卖淫嫖娼事件。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广园西路、三元里等地区调研时，经常可以发现张贴着提醒路人的启示，如近期警情通告、犯罪特点等。这些都表明了这些地区存在的问题。
此外，还应当关注广州外籍人口入境以后的权利保障问题，而且随着非洲裔外籍人口的增多，他们的群体权利需求和自我认知也逐渐加强，甚至有些非洲裔已经表示不愿意离开广州，希望入籍中国，渴望获得公民权利。不管这些需求是否符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也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种需求是否合理、甚至是不管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群体权利需求和置身于广州社会之中的群体认同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必需引起高度的重视。
2009年7月15日，广园西路的非洲裔人士聚集当地派出所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他们的一种主张权利和维护权益的表现。此外，还有一些由国际移民和境外人口大量入境、聚集引起的其他问题和新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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