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诸多移民中，掌握当代中国财富、知识和技术的人最多，他们的离去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
2011 年，在一份《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中国的富人们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均表达了不满和不安，移民成为他们考虑的重要选择。这份报告指出“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长迅速，2008-2010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约100%。”“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 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这份报告虽然在数据以及数据来源上并不那么让人信服，但是它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富人或者私营企业家具有非常强烈的移民意向。
第三波移民潮
目前，我们没有获得关于移民的权威统计数字，我们利用一项百度的“指数”功能来研究移民问题似乎是唯一可行的、也比较好的、全面的方法。从历史的纵向来看，中国一共出现了三波移民潮，第一波是文革结束后，第二波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第三波就是最近开始的。本文主要研究第三波移民潮，第三波移民潮大致从2006 年开始到现在还未结束。我们将百度指数的时间固定在2006 年6 月至2012 年6月，共计六年时间(见移民的百度指数图)。
从图中可以发现，移民潮确确实实是在发生的。媒体关注度在2006 年至2008年之间非常高，往后的时间逐渐趋于平缓。而用户关注度从2011 年开始急剧攀升，尤其是在2012 年年初几乎达至最高峰。至于引起移民的主要原因，有的海外媒体指出这与国内政治形势有关系。另外，在“移民”的相关检索词中，“加拿大移民”居第一，“出国”位居第二，第三名是“投资移民”。在城市分布中，北京排名第一，上海位居第二，广州第三。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城市，移民就会越多。从地区排名来看，北京仍然位居第一，上海位居第二，广东省位居第三。在性别比例中，男性占74.15%，女性占25.85%。在职业分布中，IT 行业排名第一，教育行业为第二位，金融或房地产排名第三位。在学历分布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最多。
无独有偶的是，在另一本关注人才资源的书——《人才战争》中，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未来全世界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中国则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需要说明的是，人才不仅仅局限于科技人才或者学者、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才应该包含那些民营企业家，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创业精神才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无比的活力，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诸多移民中，掌握当代中国财富、知识和技术的人最多，他们的离去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他们携带大量财富离开，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下去将是很大的疑问。中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将存在更大的变数，尽管有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可以持续高增长20 年，但是人才、技术和财富的流失将使经济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不得不使决策者提高警惕。
社会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加快了移民的步伐
导致大量富人移民海外的原因是复杂的。究其主要原因还是集中在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前景上，目前的中国社会还远远不能满足富人或者移民者在这两方面的需求，离开这个国家多是出于一种无奈的选择，当他们在本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移民国外就成了必然选择。移民的大致原因剖析如下：
首先，中国缺乏稳定、公正的司法体系。在宪政司法方面，中国可以说是进展缓慢，尽管2004 年中国将保护私人财产写入宪法， 并且随后在2008 年出台了《物权法》，但是中国社会出现的恶性强拆事件却是接连不断，私人产权并没有得到司法的充分保护。同时宪法中又有一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征用公民财产，这样在法律上就造成了很大的模糊，什么才是公共利益呢？谁来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政府应当有界定的权力吗？根据产权经济学的定义，产权的拥有和保障是要有成本的，只有当公民意识到他们的财产可以得到完全的保护的时候，他们才能形成对财产的预期，相反在一个盗窃成风的社会里，公民会认为自己的财产难以得到保障，他们就会更加倾向于能够给他们带来稳定保障的社会。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突发事件的增多以及对文革历史重演的担忧，都造成了富人们或私营企业主对未来不安定的预期，他们内心的焦灼和担忧促使他们加快了移民的步伐。换句话说，当社会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时候，他们就加快了移民的步伐。
其次，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仍然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起初，民营企业要承担比国有企业重得多的税负，却得不到政府在政策上应有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整个垄断的国有金融体系导致了对民营企业的严重歧视，占全国99% 企业数的民营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导致他们不得不转向民间融资，当向民间融资的时候，却又被政府打击为“非法集资”。当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紧缩，民营企业在资金融通上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企业几乎难以为继，最后转求于“高利贷”，企业陷入更大的困境。当民营企业家们发现做实业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就转向房地产市场、农产品[5.88 -1.01% 资金 研报]市场或者能源市场，但是正如煤炭行业那样，政府对民营资本进行了无情地打击，加上国内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民营资本只得选择走出国门以寻找安全的去处。
再次，教育落后。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僵化落后，中国的富人们想要为子女寻找更好的教育资源，对中国教育的反感促使他们走向西方发达国家，那里的教育资源丰富，教育体制更加重视人的培养，更富于人性化，出于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富人们大多通过投资移民等方式，将自己的子女移民海外，让他们在当地接受教育。
最后，令人担忧的生活环境。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见诸报端，引发公众的恐慌，食品安全事件接连不断，“瘦肉精”、“假猪肉”、“三聚氰胺”以及“地沟油”等等，已为大众熟知。在食品安全出行问题的同时，大气污染也不断严重，如北京的空气污染状况一直饱受争议。另外，中国社会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相互之间的亲情关系冷漠，有些年轻白领过劳猝死。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富人们已经开始寻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了，生活品质不单单包括物质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对精神和心灵的安宁的追求促使他们更加向往移民海外的生活。
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潮背后的问题
企业界出什么事了？很多民营企业家选择了移民或者正在考虑移民。根据中国企业家论坛2010 年对229 名大中小民营企业家的调查，26.3% 表示自己已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当然，企业家移民潮并不是现在才有。据说早在十几年前，广东省一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就纷纷在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取得外籍身份。这股风潮最近越刮越猛，逐步蔓延到其他省份，包括上海、北京，甚至内地。
其实浙江省投资移民热也颇有时日。据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等机构的保守统计，浙江目前每年至少有1500 人成功实现投资移民，并以每年10% 到20% 的速度增长。按移民要求至少投资400 万元计算，到2011年底为止，此前十年有600 亿元浙江民资出境。根据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李建华2011 年在微博上发布的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信息，全省1000 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
在办理投资移民的国人当中，民营企业家是主体。虽然民营企业家领取绿卡或者获得外国国籍身份，并不都是意味着其所拥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但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或者家人的人身安全，包括漂白灰色的“第一桶金”，是很多国内民营企业家们海外移民的一个动力来源。第二个动力来源是外籍身份有助于其未来的商业活动。很多民营企业主即便领取了绿卡或者外国国籍身份，仍然主要在国内从事商业活动。外籍身份有利于在海外低门槛上市，也有利于其享有外资企业在一些行业和地区的优惠政策。据说在加拿大，企业资产只要达到30 多万加币(200-300 万人民币)，就可以挂牌上市。另外，国内“三免两减半”(最初三年免企业所得税、接下去两年减半征收)或者类似的政策在很多地方非常普遍。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虽然带动了大量资金的逃离，也携回大量的“外资”。第三个动力来源是便利子女在海外上学，这一因素对于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家庭来说绝非次要。
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移民潮，也得到了中国银行[2.91 -2.68% 资金 研报]联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印证。它们对全国18 个重点城市拥有财富千万元级别以上富人进行了调查，回收了980 份有效问卷。其调查结果为，三分之一的富人拥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19%，60% 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以投资移民为主，其中东部和南部有移民意向的超过七成，亿万财富人群的海外投资比例更超过50%。美国和加拿大是最受青睐的移民目的地国家，有40% 以上的富人移民美国，另有37% 移民加拿大。
上述投资移民现象，我们从经济学角度称之为“管制套利”。由于中国和外国的法律管制体系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制度竞争。其中投资移民的目的国为制度竞争的胜出国，来源国为制度竞争的失败国。经济主体可以识别和权衡两国法律管制体系的利弊，并利用其中一种管制体系或者混合利用两种管制体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外籍身份利大于弊，那么通过投资移民就可以实现“管制套利”。投资移民恰恰适合于这类情形。
对于投资移民潮，国人没有理由去责怪这些投资移民的同胞。反而要扪心自问，我们向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制度，才使得他们选择投资移民。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投资移民不是一个最根本的视角。应该从个人本位的角度来看：个人有了自以为更好的选择，这最重要。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以为更好的选择，这个世界就很美好。另外，即便从国家层面看，也不影响两国共同得益于投资移民者。其实投资移民者往往是两国经贸往来的桥梁。如果开放“多重国籍”或“双重国籍”，则更能理解如何把投资移民变成多赢结果。
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专门发表有关“多重国籍”和“双重国籍”的文章，讨论了这类国籍制是否可取的问题。众所周知，古典的世界是没有护照和签证一说的，实行迁徙自由。而到了现代，绝大多数国家则严格实施单一国籍制。殊不知，“多重国籍”和“双重国籍”恰恰是尊重移民者自主选择，使得投资移民成为多赢的一种制度竞争参数。根据该文，多重国籍的黄金时代可能将要来到了，只不过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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