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与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讲座”系列（首场），邀请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主任廖建裕教授作主题演讲，马来西亚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教授作评议人。演讲会由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小安教授主持。廖建裕的演讲题目是“中华在境外：全球化中的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为时一小时。本文分两部分摘录了廖建裕的北大演讲内容，由于演讲过长，所以有关境内外中华新移民的研究没有刊载。文中小标为编者所加。
这篇论文旨在简要地讨论近期的中华移民，尤其是新旧移民的异同；吸纳国对中华移民的政策，新移民对于吸纳国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影响；最后才涉足新移民研究的一些问题，以及它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关系。
在谈到正文之前，我要说明几点。在谈到新移民时，我并没有严谨的概念；也没有将它局限于“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而是把港台的移民也列入在内。此外，我还把“迁移”与“移民”并用，甚至也把留学生列入移民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即便不是“真正”的移民，只要居留时间长，与吸纳国的族群有某种程度的互动，就会对吸纳国产生一定的冲击。在这中华“新移民”的行列中，也包括了“非法移民”。
我们所知道的“移民”的概念其实是新概念。王赓武教授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书中，“移民”是动词，是指在中国境内，由国家（政府）将一群人由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后来，“移民”一词才应用于中国境外。然而其意义也与西方国家有别，它不是真正的“移民”，而是“侨居”（sojourn）。当事业有成或者发了大财，就要回乡，所谓“衣锦还乡”。所以“移民”不是永久性的。这可能就是“落叶归根”的概念。然而，对当时的中国移民来说，经常是事与愿违，特别是在早期，由于交通不便，又有国家禁令，要回到故乡不易。许多移民，因此常在异乡结婚生子，结果就“落地生根”。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与早期的移民不同，他们不再是落叶归根，也不是落地生根，而是“浮萍无根”，为了寻找更理想的居住地而到处“漂泊”。这些“理想”的居住地往往是在发达的东、西方国家，尤其是后者。为什么新移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且让我们看看在近代与当代的中华移民。
两次近期的中华移民
中华移民的历史悠久，然而，在这篇论文中，我只想探讨两次近期的中华移民。第一次是近代移民浪潮，即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当代移民浪潮，即20世纪末叶及21世纪初期，这一次的移民浪潮至今依然持续。这两次移民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在近代移民时期，中国人口众多，政治动乱，内忧外患，贫穷饥饿，民不聊生；然而，当代的移民浪潮却不相同，这时的中国政治相对的稳定，经济逐渐好转，并且开始起飞。这期的中国移民，不再是由于饥饿与贫穷而出国，而是为了在国外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改善自己的经济情况。留学生人数激增，专业人士出国，在大陆累积财富者也纷纷出外投资，不少年轻人也要到国外闯天下，实现发财的美梦。应该指出，当代的中华移民，并不只是由中国大陆新移民组成，港台也有为数不少的移民，这些移民比大陆新移民要早一些，但是，由于其移民时期与大陆新移民有重叠，因此我在此处也将他们列入新移民的行列。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华移民，一般上教育程度都比较低，绝大部分都是劳工和小商人。他们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后的移民，一般上都受过较高深的教育，有一些甚至是专业人士；也有一些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学成后，往往就在西方国家定居。如果旧移民一般上都出身于贫困家庭，而且有农业的背景，新移民中则有不少是商务移民，他们带着资本定居国外，受到需要资金国家的欢迎。技术劳工的移民也相当普遍，许多国家如新加坡有一个时候就很欢迎这种移民。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中华移民，多数是来自中国南部省份，特别是侨乡。然而，新移民的来源地却不局限于侨乡，而是涵括整个中国大陆。此外，香港、澳门与台湾的移民尤其显著，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在某一段时间内，这些中国境外的移民，往往变成了商务移民与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地。
旧的移民的目的地是在东南亚国家，只有少数前往欧美各地；而新移民的目的地，则是东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的要求也与旧移民不同，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更高的生活层次，他们能够如此做是因为他们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同时在全球化的年代里，交通异常发达，人口的流动益加频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落地生根与漂泊不定
在19世纪末的旧移民由于交通困难，往往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绝大部分的旧移民居留在他乡，落地生根。其实，在东南亚各地，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谓土生华人的社群存在。当时由于中国妇女移民国外的人数少，所以旧男性移民纷纷与当地妇女或者与土生华人妇女通婚，他们及其后代组成了“土生华人”社会。这个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较稳定的族群。当时的新移民，也很快地融入这个侨生社会里，变成了他们的一分子。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移民，由于人数多，且有中国妇女前来，因此他们不再融入土生华人社会而自组另外一个“新客华人”社群，在文化上与土生华人有别。不过，即便是新客华人，在东南亚住久了，也开始本土化或在地化。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也有通婚的现象，无形中造成一种本土化的华人社会，虽然“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并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在东南亚一带，由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兴起，土生华人与旧移民华人社会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们适应新的环境，逐渐变成了在地国的国民。正因为这样，旧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就具有比较明显的本土概念。他们往往与在地国认同，在文化上有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这样的情况在“原住民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明显。
新的中华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由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经验，所以就没有落地生根的念头。再加上，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移民与再移民似乎变成了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形成了这种漂泊不定的移民形态。这样的现象可能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较为明显，也往往使新移民与旧移民（以及其后代）之间产生了摩擦与冲突。
谈起新移民，台湾最早，香港其次，大陆较迟。1999年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人数激增，而来自台湾与香港的新移民急速下降。
应该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商务移民的人数激增。根据中国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的联合公布的最新的研究报告，当前中国有50万富豪拥有1000万元（约美金1.56百万）以上的可投资的资产，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富豪正在考虑移民，或正在办理手续，或已经移民。他们的移民目标是发达国家：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新加坡。
我认为，新移民模式的改变，除了上述的几个原因外，它跟“原住民国家”与”移民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原住民国家与移民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绝然不同。前者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方式，一般上都会限制移民的涌入；而后者则采取大开门户的方式，欢迎外来移民，尤其是有经济能力与专长的新移民，以便能够为在地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不成为国家的负担。这些新移民的到来，对移民国家与原住民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作了不同程度上的冲击与影响。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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