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3日，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学会移民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法律政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山大国际移民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宋全成教授，在上海参加了“步入承上启下关键节点的中德、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并作了主题为“德国默茨政府移民政策保守化的多维度分析”的发言。
宋全成教授作“德国默茨政府移民政策保守化的多维度分析”发言
宋全成教授指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以“我们办得到”的口号开启了开放边境接收难民的政策，当年便有近100万难民涌入德国，这一举措成为其执政生涯中最具争议的政治遗产之一。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间，德国累计接收难民数量持续攀升，截至2024年底，德国难民人数已从2014年的75万增至330万，其中近120万人在2015-2016年提交庇护申请，多数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然而，开放、欢迎的移民政策在为德国补充劳动力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与安全问题。2025年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主席默茨带领联盟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组建新一届政府。与默克尔同属基民盟的默茨，上台后迅速推出一系列保守化的移民政策：强化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大对非法入境移民的拦截力度；暂停部分难民的家庭团聚计划，严格限制亲属移民数量；推动与叙利亚等国家建立遣返合作机制，加速遣返非法移民及有犯罪记录的移民；甚至出台限制乌克兰男性公民入境的临时性政策，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宋全成教授作“德国默茨政府移民政策保守化的多维度分析”发言
默茨政府的移民政策调整，标志着德国延续十年的“欢迎文化”正式消退，也反映出欧洲移民政策的整体右倾化趋势。深入探究这一政策保守化的背后动因，不仅有助于理解德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更能为把握欧洲移民治理的发展方向提供重要依据。宋全成教授认为，德国默茨政府移民政策的保守化转向并非偶然，而是政党政治、经济与移民融入、社会文化和非法传统国家安全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从政党政治的维度来看，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迫使德国主流政党调整移民政策立场。二战后，德国形成了以基民盟、社民党等主流政党为核心的政治格局，各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虽存在分歧，但总体秉持较为温和的立场，形成了拒绝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政治防火墙”。然而，近年来随着移民问题的日益突出，极右翼政党德国自由选择党迅速崛起，打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平衡，迫使主流政党在移民政策上右转。一方面，“选择党”的崛起对德国主流政党形成强大冲击。“选择党”以反移民、反欧盟为核心立场，精准捕捉到德国民众对开放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支持率持续飙升。2025年11月的民调显示，“选择党”以26%的支持率领跑德国政坛，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选择党”的崛起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德国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为应对“选择党”的冲击，主动调整移民政策立场。默茨在政治生涯中长期批评默克尔的开放移民政策，认为这一政策直接促成了“选择党”的崛起。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移民问题再次成为核心竞选议题，默茨凭借对前任政府移民政策的强硬批评，成功赢得大量选民支持。为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默茨甚至打破了主流政党不与极右翼合作的“政治防火墙”，在“选择党”的支持下，其主导的移民流入限制法提案动议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一“战术性合作”虽短期提升了基民盟的政策执行力，但也迫使默茨政府必须推出更加强硬的移民政策，这是德国默茨政府移民政策保守化的政治动因。
从经济与移民融入的维度来看，安置移民和难民的经济负担加剧和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的困难，是德国默茨政府调整移民政策的重要经济考量。开放欢迎的移民政策在为德国带来劳动力补充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安置财政负担和劳动力市场融入难题，尤其是在德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种矛盾更加突出，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收紧移民政策来缓解经济压力。一方面，难民安置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据德国地方政府估算，每个难民每年的平均安置成本约为1.2万至1.3万欧元，2016年德国为应对难民危机的支出就接近200亿欧元。而到2025年，随着难民人数增至330万，德国每年在难民安置上的花费已达上千亿欧元，这对于经济增长乏力的德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为缓解财政负担，默茨政府一方面加强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减少不必要的安置支出；另一方面通过暂停家庭团聚计划等措施，控制新增难民数量，从源头上降低财政压力。另一方面，移民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困难，未能实现预期的“人口红利”。德国人口出生率低，每年需要补充30多万人才能保持人口结构平衡，这是默克尔政府开放欢迎移民政策的重要初衷。但德国实行严格的劳动力资格认证制度和双轨制职业教育，难民群体由于语言障碍、技能不足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快速融入劳动力市场。有资质且能立即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难民仅占总数的10%至20%，大部分难民只能依赖德国优渥的社会福利生活，这不仅未能为德国经济增长提供合格劳动力，反而加剧了社会福利体系的负担。在经济形势不佳的背景下，德国本土下层民众面临着与难民争夺低技能工作和社会福利的问题，这种矛盾进一步引发德国民众对移民政策的不满，这是默茨政府移民政策保守化的经济与社会动因。
从社会文化维度来看，反移民情绪和文化思潮的泛起与社会分裂的加剧，是德国默茨政府调整移民政策重要现实文化与社会考量。2015年难民危机初期，德国民众对难民展现出宽容、开放与欢迎的国民情怀，形成了移民政策中的短暂“欢迎文化”，但随着移民数量的激增和融入问题的凸显，这种态度逐渐发生逆转，反移民情绪不断蔓延，社会分裂日益加剧。一方面，移民群体与本土社会的融入困难引发文化冲突。德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其严谨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与部分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习俗存在较大差异，而语言障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化隔阂。一些移民群体、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聚居在特定区域，形成了“平行社会”，这种隔离状态不仅导致移民群体难以融入德国社会，也引发德国本土民众对移民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移民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加剧了社会分裂。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德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住房紧张问题、教育资源分配矛盾等日益突出。另外，当代世界中的逆全球化的浪潮也为反移民思潮提供了助推力。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民粹主义抬头，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文化融合等问题的担忧不断加剧。在德国，逆全球化思潮与反移民情绪相互交织，部分民众将自身面临的就业压力、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归咎于移民。这种移民文化冲突与社会分裂的加剧，迫使默茨政府不得不通过收紧移民政策来回应文化与社会的诉求。
从非传统国家安全维度来看，移民相关犯罪和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激增，也是德国默茨政府调整移民政策的重要国家安全动因。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与移民相关的政治动机犯罪事件和恐怖主义袭击风险显著上升，严重威胁到德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方面，移民相关的犯罪事件频发，冲击着德国的社会安全秩序。据德国内政部统计，近年来德国的移民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部分移民聚居区，盗窃、抢劫、暴力袭击等犯罪事件时有发生。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被拒绝庇护申请的移民仍持有有效居住许可，甚至实施严重犯罪行为。2025年2月在慕尼黑发动车辆冲撞人群事件的阿富汗难民，曾因涉毒和盗窃商店在警方留档，且避难申请被拒绝，但依然合法居留德国。为应对这一问题，默茨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移民的背景筛查，严格限制有犯罪记录的移民入境；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明确表示“在德国犯罪的外来移民应被遣返”；增加边境管控人员和设备，防范非法移民入境带来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难民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加剧，威胁国家安全。2024年12月，一名沙特移民背景的移民驾车撞击马格德堡圣诞市场，造成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2025年2月，一名19岁的叙利亚难民在柏林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馆持刀袭击一名西班牙游客，导致后者受重伤。这些恐怖主义袭击让德国民众深刻认识到，开放欢迎的移民政策可能为恐怖分子实施恐怖主义袭击提供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德国默茨政府将移民政策与反恐政策深度捆绑，加强对难民的反恐筛查，暂停部分高风险地区的难民接收计划，遣返非法移民等措施，正是德国默茨政府移民政策保守化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动因。
会议期间，宋全成教授还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副主任伍慧萍教授、欧洲问题研究著名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崔洪建教授、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杨解朴教授、贺之杲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陈旸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迎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闫瑾教授等进行了学术交流。
宋全成教授与欧洲问题著名专家崔洪建教授
本次会议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办、《德国研究》编辑部、中国德国研究协同联盟协办。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的60多位专家、师生参加了此次盛会。
“步入承上启下关键节点的中德、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