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1-12日，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宋全成，应邀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移民研究高峰论坛”，并做了“难民危机的欧洲应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借鉴”的大会主旨发言。
宋全成教授在做大会主旨演讲
宋全成认为，从欧洲的视角来看，二战结束以后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一致面临着难民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支持叙利亚内战、干预利比亚等，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难民。由于地缘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2014年以来，通过土耳其通道和地中海通道进入欧洲的难民骤然增多。由于欧盟难民配额方案的迟迟达成和东西欧国家在难民问题的内部分裂，到2015年终于发生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当年进入欧洲的难民达到了130万人。德国的欢迎难民政策吸引了当年难民的89万人。德国和欧盟在两个层面上采取了提高甄别效率、增加难民管理人员、加大投资建设难民营、加强欧洲边防检查、推动欧盟与土耳其难民协议、促进欧非的合作以减少难民的涌入等系列措施。到2016年，无序涌入欧洲地区的难民人数断崖式下降。难民危机由此化解。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为减少世界难民的产生和接纳部分难民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中国派出维和部队在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维持社会秩序，依次减少难民的产生。其次，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和多边、双方关系，提供粮食、救援物资和粮食等，援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阿富汗及北非国家的难民。最后，中国自50年代接纳了大量的来自东南亚、越南、北朝鲜、缅甸、阿富汗、叙利亚、印度等国家的难民，至今仍有32万难民在中国境内滞留。 中国尽管在1982年加入了《难民公约》和2016年介入了国际移民组织，但中国缺乏相关的移民和难民法律、也没有自上而下的移民难民管理机构，而且上至政治精英、下至社会大众，国民普遍缺乏像德国那样，大规模接纳难民的国民心态。欧洲难民危机给予中国的有益启示是：（1）中国面临着同样的来自北朝鲜、缅甸和非洲、中东地区的难民的挑战；（2）中国需要尽快制定包括难民和移民在内的从出入境到甄别、安置、社会救助、移民融合、就业、居留、驱逐出境等相关内容的移民难民法律体系；（3）分步骤设立自中央到地方的移民难民管理机构；（4）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难民进行宗教信仰的登记和分类，警惕和防止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暴力倾向的恐怖分子的进入及与新疆三股势力的合流，减少和防止恐怖主义袭击的发生；（5）中国应通过联合国、联合国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及中欧双边、国家双边关系等，对国际难民提供更多的救助，践行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义务。（6）接纳国际难民问题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际形象，基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需要救助，因此，中国不宜大量接受国际难民。对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进行救助，减少难民在中国的发生和流向国际社会，就是中国对世界减少难民的重大贡献。
第三届国际移民研究高峰论坛
大会主旨发言的嘉宾还有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民先生、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敏、中山大学青年长江学者梁玉成教授。中国原驻马达加斯加全权大使杨民从自己的驻非经历，介绍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已经取得的成果，包括建成亚吉铁路、亚吉跨境供水、亚布提新港等一系列基础民生工程。杨民表示，在未来中国通过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项目，将进一步推动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来自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周敏教授对比分析了新加坡华人和美国华人的社会融入状况。在总量上两个国家华人数量相似，380万左右，但华人在新加坡是社会主流人群，在美国却是边缘人群。其原因除人口比例的不同之外，还与新加坡和美国的移民政策相关。梁玉成教授对来华外国人的数量和构成进行长期的研究，建立了有1500外国人信息的数据库。从移民群体的形成来看，他的研究发现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在来华目的上倾向于多种原因叠加，旅游、探亲等非经济目的与就业、经商等经济目的高度叠加，而来自发达国家外国人来华目的比较单一。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有多重来华目的的外国人倾向于建立多重社会网络，并且发挥了累积效应，带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最终，发展中国家会建立起与中国更紧密的联系。从城市的管理来看，外国人在中国是一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模式，以北上广一线城市为主。
宋全成与周敏教授、梁玉成教授
宋全成与国际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毛国民教授
本次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主办，国际移民研究中心承办。论坛涵盖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难民危机的欧洲应对、新加坡和美国的华人华侨以及来华外国人的构成等，来自国内外7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