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联合国难民署官网刊发了对该署保护主任沃尔克·图尔克（Volker Turk）的专访。图尔克阐释了新《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以下简称《契约》）的重要性。《契约》有何特点？将如何推进国际合作，化解难民危机所致风险？
并非自然灾害导致难民危机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表示，若想真正解决难民危机，国际社会需要深刻反思难民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叙利亚为例，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大部分去往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但像约旦、黎巴嫩这样的国家，收容难民能力有限，越来越多的难民不得不前往欧洲寻求保护。英国《卫报》在分析欧洲难民危机的原因时提出，难民危机爆发并非因为自然灾害，而是另有具体原因。真实原因可以追溯到远早于叙利亚战争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大规模难民涌入欧洲，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挑战，也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2016年，联合国通过《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承诺共担管控难民危机的责任，并提出于2018年通过《契约》，力图推动国际社会以更公平、更务实的方法应对难民危机。
图尔克表示，起草《契约》是国际社会对于援助需求的回应。《契约》的通过将展现出联合国成员国应对难民危机的政治意愿，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将责任分担设为主要议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法项目组主任鲁马·曼达尔（Ruma Mandal）于3月1日在该所官网撰文表示，人道主义援助资金长期不足，移民机会逐步缩减。以黎巴嫩为例，据联合国数据显示，7年来，超过3/4的叙利亚难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2017年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只有36%的资金需求得到了满足。因人道主义援助不足导致的资源竞争，已成为难民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源。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Filippo Grandi）认为，相较于难民规模，当下难民危机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国际合作问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菲尔·奥查德（Phil Orchard）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难民危机的规模，单靠某个国家很难有效应对，国际社会需要强化合作，保障难民权益。曼达尔坦言，当前难民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如果仅依靠人道主义考量不足以促使各国协作应对难民危机的挑战，并真正分担国际责任，那么政治、安全和经济红利将成为各国协同合作的动因。
曼达尔表示，应对欧洲移民危机需要各国携手同行，共同推进《契约》有利于解决当前危机。更为成熟的新型国际难民协议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务实、包容为指导思想，切实针对保障难民权益作出长期规划。《契约》是在《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中提出的一项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工具，并将于2018年通过。在推进落实《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转化为行动以及起草《契约》的过程中，有必要将责任分担设置为主要议题进行充分讨论。
联合国难民署于1月末公布了《契约》零草案，其中特别强调了责任共担的主要方式。责任分担是通过提供金融支持、物资援助，为受影响较大的难民所在国家减轻压力，保障难民权益的一种方式。零草案建议的特设机制包括，难民署动员国际资源，搭建平台、举办会议或就具体情况设立协约，支持受影响国制定的计划。零草案借鉴实践中的积极发展，例如，在评估需求以及设计方案时，给予难民更多话语权。但零草案没有详细提及分摊责任的具体标准。
曼达尔表示，关于如何促使责任共担更可预见、更公平，目前有多种建议方案。例如，倡导一项责任共担的国际协议，或者政府可以借鉴某种模式。如可以利用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来计算一个国家的“公平份额”。但政治现实使各国不太可能接受以强制性和预先承诺为基础的制度，更为实际的发展方向包括完善快速测算现有援助需求的标准、完善对各国贡献的监测系统等。
图尔克表示，《契约》将帮助难民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发展机会，也将帮助黎巴嫩、乌干达、卢旺达等难民所在国得到充足援助。这不仅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更是从发展合作的新视角出发。它将使难民获得更多的安置场所，也得到更多移民至第三国的途径。曼达尔认为，在应对难民危机的过程中，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有必要从紧急援助转为更可持续的援助方案，帮助难民提高自身技能，回馈当地社区。例如，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提供创新基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