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日本电影《望乡》的人们，还会记得由日本著名电影演员田中绢代扮演的老年阿岐婆的银幕形象，以及老年阿岐婆所控诉的日本妓女漂泊海外的悲惨历史。当时，日本电影《望乡》曾经震撼着亿万中国电影观众的心。
其实，从日本幕府末年（1897年）开始，直到昭和初年（1920年），日本政府为了积累资金发展资本主义，曾把贩卖日本妓女到海外作为谋取外汇的一种不光彩手段。许多出身于下层贫苦人家的日本年轻女性，为了挣钱养家，或是为了替家里还债，被迫远离家乡到南洋卖身。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们为日本政府赚取了大量外汇，为父母及家庭赚取了一定钱财，但最终命运留给这些日本女人的却是精神和肉体上无法愈合的巨大伤痛。
日本电影《望乡》，取材于日本学者山崎朋子的《山打根八番娼馆》，属于社会性非文学类作品。描述研究亚洲女性史的圭子，为了调查海外卖春的情形，而到当年输出卖春妇最多的九州岛原及天草等地采访。本片通过描写一个海外卖春妇的一生，来看明治时期的日本女性史，另外也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现代史，并以这不幸的、没有人性的近代女性悲史，真实而又严厉地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
日本电影《望乡》所反映的日本妇女海外卖春等现象，如今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在如今的日本确实有着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合法经营的市场。近有报道称，日本全国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日本各地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左右，据说与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日本色情业有如此之大的经济收益，难怪日本政府时至今日对此依然情有独钟？！
据史料记载，早在1872年10月2日，日本明治政府就公布了一道“娼妓解放令”。随后，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员、政客便利用各种机会大肆宣传和鼓噪“妇女要解放性的生产力”，竭力鼓吹和推动日本妇女“走出去”，到海外为国家为家庭赚取外汇。
也正是在如此狂热的鼓噪之下，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一战结束时的大正中期，日本国内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和欧洲，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日本几乎成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
日本的确是个资源极度贫瘠的国家，人口众多，耕地稀少，物产匮缺，尤其是日本北陆地区，气候条件极其恶劣、土地稀少，男性人口多以种地、捕鱼为业。而日本北部地区的女性，一向却以性情温柔、肌肤雪白而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在日本政府官员、政客的狂热鼓噪下，日本北部那些年轻女人于是就成为了日本政府赚得巨额的“硬通货”的中流砥柱。
据史料记载，当时日本妓女在海谋生的据点，大体主要在下面三个地区：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有了这皮肉生意，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而香港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中国东北地区。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之前，俄罗斯学者就曾在其租借地旅顺、大连一带作过调查，仅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201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中国东北的日本娼妓数量骤增，人数达到1403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2582名总数的54.3%。这也就是说，中国东北地区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都是日本娼妓。明治36年2月9日《朝日新闻》刊登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文章，他估算在中国满洲各地大约5000日本邦人中，至少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从18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新的热门娱乐服务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对那些尚未开化土著居民及各界男士们展开强大攻势，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
日本学者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国内汇寄现金多达百万元，其中63%以上为在海外的日本妓女所汇寄的。《福冈日日新闻》的探访报道称 “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远航而的日本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12000多元。全岛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在“硬通货”奇缺的明治、大正时期，这批日本妓女那带血的卖身钱，对当时日本的富国强兵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公开提出了“文明开化”的口号，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日本海外妓女的管理。日本海外妓女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虽然解决日本国内的社会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为日本政府赚取大量外汇，同时通过日本妓女在海外形成新的日式妓女市场消费方式，又极大地刺激和促进日本经济的顺利输出。
一战后，日本政府虽然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其效果和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诸如，日本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极难落实，因而日本的废娼令自然也就难以向纵深推进。
比如，在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早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妓女的脑子里却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问：“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说：“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求温饱尚是个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了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诸如此类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尽管当代日本政府刻意回避这段不光彩的日本娼妓史，并竭力设法抹去其相关历史记忆以及相关细节，但历史却是不可以掩盖的，也是否定不了的，同时由历史所带给今天日本的那些印记和痕迹也更是难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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