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刘春兰之死引发了针对法国新移民政策的抗议游行
这是发表于2007年12月的一篇文章，没有过时。因为直到今天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我们重新转载，以便对中国的海外非法移民生活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则是中国东北1995年到1997年间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探访的巴黎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这些下岗女工中的很多人，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是为了给孩子娶亲而走上了这条非法踏足异乡的道路。
除了像一切“无证者”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没有保障外，即使在华人社区内，东北非法移民们也被边缘化。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教授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法国已渐成气候的温州移民相比，这些东北移民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散”。
白夏说，这些东北移民大都有着城市户口，不像温州非法移民那样多数是有移民传统的农民，并且在国外已经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网络。通常一个温州人来法国之前就已经联系好亲友，来到法国之后立刻可以寻得依靠。东北非法移民的到来则多是“降落伞”式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个当地的“旅行社”交六七万的偷渡费，然后报个“旅行团”到法国后“自行消失”。
由于不会说法语，他们常常只能在那些已经在这里立住脚的华人手下打工。人单力薄、先来后到、南北之分、语言的差异，再加上城里人和农民之间那种似乎无法消除的先天隔阂，使得这些后来者很难融入当地的华人社区。
“在非法移民中有一条潜规则，北方人搭北方人的铺，南方人搭南方人的铺。”汇集协会的副会长董力文告诉记者说。
白夏说，这些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生活就和农民工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差不多。只不过，在法国的中国社区里，农民和城里人的地位正好和中国截然相反：原来拥有城市户口的东北人遭到农民出身的温州人的歧视和排斥，成了巴黎华人圈子里的“民工”。
东北新移民往往从事着最脏最累的苦力劳动。他们中，有的在温州人开的大型批发市场装货，也有的在温州人开的服装厂做工，晚上合衣而睡；即便是在餐馆打工，他们常常也轮不到做服务员，干的多是刷盘子、清洁工的工作。
东北非法移民中妇女居多，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为高中毕业），普通话说得又好，正好迎合了温州人对保姆的需要。带小孩、当保姆就成了大多数东北非法移民妇女的出路。一个月的收入约为六七百欧元（法国政府规定最低月工资收入为1254欧元），每天要承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
“给人带孩子得一天24小时工作，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做事，而且还得看他们温州人的脸色。”一位东北妇女说。
大多来这里的东北非法移民妇女都和国内的丈夫离了婚。在这里，她们都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获得合法居留，惟一出路便是通过嫁给法国人来获得身份。由于语言不通，性也就成为了她们和法国人为数不多的接触途径之一。
大多数的东北非法移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地址。那些做保姆的东北妇女寄居在雇主家，经常每五六个月换一次工作。这意味着她们要不停地迁徙，不能在银行开户，这使得这些东北移民在缺乏安全感的同时也缺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常常共居一室也没有什么交流。“在这里大家一有钱就通过西联汇款往家里寄。各打各的工，各赚各的钱，自己都顾不上了，谁还来管别人？”曾经和刘春兰共居一室的李晶说。她告诉记者，她们平时都是各做各的饭，油盐酱醋都是每个人各配各的。“我们还算好的，还有为了你用了我的一点东西而打架的呢。”
不断流动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得寻觅这些人的踪迹十分困难，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给出这个群体的详细数字。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并不是法国警察打击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萨科齐新移民政策的出台，法国警察部门每年都要完成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的指标，相对更容易被逮捕和遣送的东北非法移民就成了警察们明显的目标。在法国，非法移民若要避免被遣送回国就要聘请好的律师来打官司，每场官司的花费通常为一千到三千欧元。
贫穷的东北非法移民无法负担这笔费用。目前被遣送回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东北人占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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