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凯文采访报道】法国的立法选举将于6月1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尽管许多选民对此兴趣寥寥，弃权率创下新高，但有句话说得好：“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而对于生活在巴黎Arts et Métiers周围的众多华人选民来说，这句话更加真切，因为该地所在的巴黎第七选区，正目睹一场激烈的选战。
在第一轮投票中，来自极左派“不屈的法兰西”、同时也代表左翼联盟Nupes的候选人Caroline Mecary出人意料地以41.4%排名首位，现任欧盟事务部长博恩（Clément Beaune）以5个百分点之差屈居次席。但根据民调，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势均力敌，华人选民的积极参政，可能会改变此次选举的结果，并对未来五年的本地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法国欧盟事务部长、立法选举巴黎第七选区总统多数派Ensemble!候选人博恩竞选宣传单。（主办方供图）
马克龙总统此前明确号召立法选举产生一个“稳固的多数派”，这对于法国未来五年的政策延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代表地方各选区声音的当选议员，需要有稳健而现实的立场、同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否则，一旦极左或极右力量在议会内形成强大势力，将对马克龙政府第二任期的施政造成严重干扰。在此关头，在巴黎第七选区参选的博恩，围绕华人移民历史、安全、教育、经济、法中关系等主题阐述了政见、争取华人群体支持，并呼吁本区选民意识到极左力量对本地和全国政治可能带来的风险。
6月15日，法国欧盟事务部长、立法选举巴黎第七选区总统多数派Ensemble!候选人博恩、候补议员夏莎尼奥（左）和执政党巴黎三区支部书记叶飞燕（右）在华人选民见面活动上。（主办方供图）
《欧洲时报》：选战进入最后关头，可否请您简要说明：如果当选的话，您打算如何维护华人社区的正当权益？
博恩：相关问题，我从团队当中已经听到很多，我发现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关切议题——当然这不仅仅局限在华人社区。首先是安全议题，也包括商铺的安全。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不幸的是，它有时候还和某种歧视联系到一起，因为存在着专门针对华人的攻击行为。因此巴黎市和中央政府都应当在治理中扮演角色：保障安全、部署警力、和商家直接联络、以及必要时的司法追诉等。这是我（当选后）致力要推动的事。
其次，还有一个象征性、但同样重要的议题，这就是纪念。几个月前，我们和几位议员一道进行了必要的工作，在巴黎三区的Turbigo街上建起了巴黎中心区华人纪念牌（为纪念1920年代初来此地定居的首批华人移民——编者注）。只有很少的巴黎人知道这段历史，他们只知道1960-1980年代的华人社区。如今这批移民的后代非常活跃地融入到当地的经济活动当中，但法国人很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数千中国劳工留在了法国、留在了巴黎的中心地带——第3区、第4区、还有后来的第12区。我希望，通过这种纪念活动、尤其是明年的展示活动，我们能变得更加强大、更少偏见和歧视。
今年1月29日，巴黎中心区华人纪念牌揭幕仪式隆重举行。纪念牌安放在巴黎三区Turbigo街50号，是华人商业区的中心地带。纪念牌用中法双语写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由手工业者、商人、批发商、工人和留学生组成的首批华人移民举家在巴黎三区落户。华人社区至今仍为巴黎中心区的文化辉煌和经济活力贡献力量。（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记者孔帆摄）
《欧洲时报》：华人往往有一种倾向，认为要更加安全的话，就必须要有更多警察，您是否同意在这一选区部署更多警力？
博恩：是的，在立法选举之后，议会将就警务预算进行投票，准备将全法范围内部署在一线的警察和宪兵的力量翻番，方式是通过额外招聘，同时进行工作优化（减少行政文牍手续），这样在巴黎可以多出几千名警力。
至于我们这个位于巴黎中心的区域（第七选区）——第4区、以及第11区和第12区（一部分）——人流量很大，会有很多示威，也有很多政治、经济和旅游活动。因此在未来的总统五年任期内，当然也会增加上百名额外的警力部署。
6月12日，法国举行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欧时记者就安全问题，采访了唐人区美丽城的居民。（欧洲时报记者梁家铭摄）
《欧洲时报》：在您看来，相对于您的竞争对手，您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华人选民为什么一定要给您、而不是给您的对手投票？
博恩：首先，我认为一个能够刺激增长、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才是最佳方案，但是左翼联盟Nupes、以及它的候选人的方案，却是大规模增加税收、支出和债务，三者并行！长期来看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不幸的是，这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在巴黎中心区，华人社区非常广泛深入地参与到街区商业当中，对他们来说Nupes提出的并不是个好方案，它不能在危机中保护经济活动（尤其是商业），而在新冠疫情危机中，虽然并不完美，但政府仍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欧洲时报》：您出身于社会党，也就是说曾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在您看来“（中）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博恩：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差别是，左派接受“治理”，他们从不质疑民主的核心，并且捍卫共和体制——其中也包括警察和军队。但Nupes让我担忧的是，它拒绝这种逻辑，奉行对抗，拒绝妥协，在言辞上一味煽动，例如“不屈服”、“不服从”之类。
长期以来，法国的（中）左派——比如社会党人——如果想要改变生活，我们去修改规则，而不是拒绝服从规则，后一种做法不是民主体制题中应有之义。我觉得，很多人给Nupes投票，其实他们是非常尊重民主和共和体制的，但是有一种腔调，一直反事实、反真相、反体制、反选举……具体来说，这就是梅朗雄的腔调。
在首轮投票中，我发现有人很自豪地说"我投了左派"。但应该说明的是，这实际上是给极左派的投票，是给梅朗雄的投票，他自己并不想对抗普选，而是要让这个Nupes联盟为他所用。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我面对的是一个来自极左的激进候选人，她对警察队伍持一种“反共和”的批评态度，也持拒斥欧洲的立场。一个来自“不屈法兰西”的议员将是煽动者，而不是行动者。
一个界定法国（中）左派和（中）右派的共同要素，就是欧洲，二者在这个方面应该是类似的。不管是左派的密特朗、奥朗德总统，还是右派的德斯坦、希拉克、萨科齐总统，他们都致力于用不同方式为欧洲而奋斗，但极左派鼓吹不服从、因此也就是要打碎欧洲。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差别，也是此次选举中极左派的危险所在。
《欧洲时报》：您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国立行政学院，这也是法国精英教育中顶尖的两所学校，许多华人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精英学校，在教育方面您有什么政策建议？赞成将精英教育“民主化”吗？
博恩：我当然同意，但问题是怎么做？怎么才能有更多的社会多元性、更多的进入渠道、同时又保持它的卓越性？因为这必须是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卓越。
进入大学或者精英学校，意味着要从初中就开始做准备，甚至往往从儿童时期就开始：掌握语言、具备学习的条件：比如当家庭环境不利时让孩子留在学校写作业，这是我们在小学已经采取的措施之一，即devoirs faits；将部分困难地区的小学一二年级拆分成小班，因为班级越小教学效果越好；此外还有重点照顾困难学生，比如父母不是法国人、或者处于不利社会条件中（例如住在狭小公寓等等），学校可以对此进行弥补。在我看来，我们正在将小学打造成平等进入大学的第一步。
其次，我们还要推行各种不同的改革措施来加以完善，尤其是助学金这样的社会补助，在大学里学生有更多谋生手段，但还是应当对某些学生提供更多援助，因为今天有二分之一的大学生要在学习之余打工来支付账单，因此提供更多的助学金，可以消除学生进入大学和精英学校的障碍。
《欧洲时报》：眼下的通胀危机已经让许多普通居民的购买力受损，包括在巴黎中心区经商和生活的华人居民也是如此，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居民购买力？
博恩：有一些属于当务之急，包括某些紧急措施需要延长，比如汽油价格、天然气和电力价格，这可能涉及到这个选区的数千居民。
还有一些措施属于环保转型，比如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住宅能源更新，全国范围内每年有70万套住宅需要更新，尤其是需要改进保温层，这意味着在巴黎，大约每年有2万到2.5万套住宅需要更新，而至于我们这个选区，可能每年会涉及到大约2000套住宅，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保障购买力的措施，用一种更具有结构性的方式，让相关家庭在未来几年内节省开支、尤其是在能源上。
博恩与部分侨领和华人代表合影。（主办方供图）
《欧洲时报》：您此前在马克龙政府中担任欧盟事务部长，马克龙总统致力于强调欧洲主权独立，那么在未来五年任期中，这种思路会在对华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二者之间会有紧张关系吗？
博恩：在欧洲方面，这种愿景没有改变，但不幸的是现在要面对新的、悲剧性的局势，也就是俄乌战争。从第一个任期开始，马克龙总统就说过他要捍卫欧洲的主权，这种表态不意味着会破坏法国的主权，而是说法国的主权要想强有力、起到保护作用，需要欧洲层面的行动。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界定数字巨头的行事规则（比如数据保护、竞争规则）、如果我们要在气候和环保领域内更有效率，那么最好在欧洲层面以协调一致方式来采取行动，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同样，如果我们要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性，也必须共同行动，否则就是共同受损。
因此，在所有重大挑战问题上——移民、防务、气候、数字、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我们都需要一种欧洲维度。而在战争背景下，这一点在今天更加真切无疑，例如需要一个让欧洲防务更加强大的方案，而不是相对于俄罗斯和美国来说更虚弱、更具有依赖性。
4月24日，“共和国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以58%的得票率击败极右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42%）成功连任。马克龙在胜选讲话中承诺，要通过深刻的变革建设一个更独立的法国、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法新社图）
至于中国，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其中有对抗和竞争因素，也有不同模式的问题（这一点应当尊重），但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国，欧洲始终选择——正如马克龙总统希望的——自己的道路（voie）和声音（voix）。
在欧美中之间，我们有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气候问题上。在商业领域，欧中投资协定现在被搁置了，因为我们在其他问题上有分歧，但协定本身已经准备好了。还有一些议题上，每个大国都界定自己的规则，并且要求其他国家在自己领土上遵守这些规则，中国强制要求在华投资的企业遵守某些规则，我们尊重这一点。而在欧洲，我们也同样这么做，比如要求向欧洲出口的企业遵守新的环保规则，不管是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等。
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要面对激烈的竞争，但同时也有持续不断的对话合作，马克龙总统始终很重视这一点。在法中和欧中之间，有时我们得直面分歧，但我们知道要持续解决这些分歧。
